艺术文献研究的跨门类、跨学科特质

　　艺术文献研究具有跨门类、跨学科的特点。笔者认为，至少跨越了传统小学和现代艺术学两个大的领域，含有历史学、语言文字学、校雠学、艺术学等诸多学科特质。

　　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对文献学有一段陈述，他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12] 校雠，即校勘，又称“雠校”、“校订”，是指用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或翻译书的原文相互核对，比勘其文字篇章的异同，订正错误，以考见原文的真相。刘向《别录》有：“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13]497 校雠就是校勘版本，辨其正误，是传统小学的基础工作。而所谓“小学”，乃语言文字之学的古称，指研究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13] 26。

　　众所周知，校雠学也好，小学也好，在古代其实都是经学的附庸。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主流地位。因此，古代各种各样的学问和研究，其实很多都是围绕解读儒家经典的工作而展开的。古代校勘和对语言文字音韵的研究解释，其真正目的就是“解经”。也就是说，校雠学家、小学家也应该是经学家，不懂经典，不通历史，是难以胜任的。如此看来，古代人文一路的学问，是以经学为终极追求的，在此之下，并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性学问，如小学、校雠学等。

　　要研究艺术文献，首先要铺开文献典籍，然后从中抓取与现代的“艺术”概念――美术、设计、音乐、舞蹈、戏曲、建筑、书法、杂艺等――相关的部分，之后是校勘、标点、翻译、阐释、归纳、提炼等等，诸如此类的工作是环环紧扣的。其中，校勘、标点、翻译等工作属于传统文献学和语言文字学的范围；阐释、归纳、提炼等工作则当归属于艺术学的范围。要做好这些工作，还需要同时大量运用历史学、哲学等门类和学科的知识，需要这些相关学科的共同支撑与协作，方有可能将艺术文献研究做得透彻深入。

　　张道一先生指出：“艺术的文献资料很多，但是很散。有的是只言片语，有的是简短的论断，在经、史、子、集中都有，很少是成篇或为专着的。必须花大功夫进行梳理和挑选，才能做出成绩。”[4] 要在浩瀚的历史典籍中寻找、挖掘艺术文献，还要做全面的整理、研究工作，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具有交叉性、复杂性和严谨性，难度大，历时长，任务非常艰巨。

　　但是，目前来看，艺术文献研究存在 “两不管”和“管不懂”的尴尬现状。所谓“两不管”，是指语言文字学界、文献学界和艺术学界这两个大领域的研究者都不大管。当然，不管有不管的原因。语言文字学界、文献学界不管，是受传统观念和学术正统的影响。如前所述，传统小学（语言文字学）和校雠学（文献学）是经学的附庸，是为解经服务的，无论是汉代的郑玄、毛亨，还是唐代的孔颖达，清代的阮元、戴震、段玉裁，最为着名的汉唐注疏之学和清代考据之学，无论是校勘，还是训释，都无一例外地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儒家经典上，即使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大，一般也跳不出经、史、子、集四部，对于艺术的关注少之又少。

　　吴宣德（1999）在全国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学者研讨会上提交的《信息时代古籍整理的困境与对策》一文，从五个方面（直接经济效益的缺乏、社会需求的减少、经费投入相对比例的降低、图书出版的艰难、队伍的老化）对文献研究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同时认为古籍整理机构存在地域分布不均（西部较少）与研究领域重复（多古代文学、史学方向）的现象[14] 。大文献学的发展尚且如此，对艺术文献的关注则更难集中。

　　此外，诚如张道一先生所说：“中国人还有阶级的差别。古代搞音乐的叫‘乐户’。乐户是什么？基本上是低贱者。现在山西有一个村子，就是清代的乐户村，全村的人都会唱戏、打锣鼓。这在古代是被人看不起的。写诗、书法，它是个门面。画家在古代叫‘待招’，那是陪着皇帝玩儿的。”[15] “王羲之只是书法家吗？他是右军哪！杜甫只是个诗人吗？我说他是四川省的工业部部长。那些唱戏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社会下层阶级！谁来研究呢？”[16] 因此，“古代的思想家对艺术没有作综合的研究”，有等级观念的根源，也还因为“它涉及的面太宽了”[15]。 另一方面，对于艺术学界来说，对艺术文献的关注则还根本谈不上所谓传统与正统，“因为我国艺术学的建立才不过十多年，对于传统艺术文献还未及整理，许多处于散乱状态”[4]。此外，艺术人往往惯常于艺术实践，主观上一般不太愿意去接近文字表述的东西，用他们的话来说，习惯了具象的造型，再去搞抽象语言文字的文献，那是多么矛盾而难以协调统一的事情。这就是“两不管”。 　　而所谓“管不懂”，也是略带夸张的说法，是指一般现象，而非绝对。笔者通过调查发现，语言文字学界和文献学界，对阅读古代典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涉到艺术的理论以及艺术中各门类的表述，则普遍表示难以读懂读透，因为在他们的知识体系和构架中，缺乏艺术的相关知识。而在艺术学界，主要的问题则是缺乏扎实的文言功底，古书阅读能力和技巧训练不够，因此，纵有艺术的修养和理论，也难以真正领略文献中的隽永含义。

　　笔者认为，不论是主观的原因，还是客观的因素，总之造成了艺术文献研究这一“类真空”的真实存在；而跨门类、跨学科的特殊性质，更使得艺术文献研究向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举步维艰。

　　近些年来，对于艺术文献的关注尽管有所增多，如潘树广《艺术文献检索与利用》、张燕《中国古代艺术论着研究》、长北《中国古代艺术论着集注与研究》、张道一《考工记注译》、董占军博士论文《艺术文献学论纲》、俞剑华《中国画论选读》、孙崇涛《戏曲文献学》等出版，东南大学王廷信教授主持的“中国艺术学经典理论文献”课题纳入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学者王小盾近几年对音乐文献的持续关注（《关于<古今乐纂>和音乐文献的辨伪》，《文艺研究》2008；《再论音乐文献辨伪的方法和原则》，《文艺研究》2010）等，但总体来说，对于艺术文献的全面系统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