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艺术的发展,演绎出这么一个事实:孤独的艺术人生必定有辉煌的人生艺术。
陶博吾的大半生均在艰难困苦、极端屈辱中度过。正是他一生无尽的苦难与不幸,不平与感伤和他倔强的性格,激发出了超人的才华,诗、书、画均在灵魂震颤中迸发而出,造就了他灵明高蹈的视觉痕迹,让后人玩味,寻觅和品咂。二十世纪“在野派”四大家陶博吾和陈子庄、黄秋园、张朋,陶博吾之学问和功力最好,成就也最高。陶博吾的“在野”没有如刘墉一样以“局势堂皇”的字去表现自己对朝廷升平气象的歌颂,而是借书法抒发自己的感受。
陶博吾的书法,就像他的人格一样古雅遒拙、独具个性。无论从他的诗文,还是书体内容看,均是如此。陶博吾书法成就除了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临池泼墨外,更主要的是他有“慎独”的君子品格,超然物外的道家思想,狂放不羁的艺术个性,野逸朴拙的文人气质和对书道画理的精深研究。东坡云,无意于佳乃佳,意造本无法。陶博吾行书,全然不顾技巧与章法,而是凭知觉直书。其用笔生折硬翻,颠倒歪斜,不避平铺直叙与“抛筋露骨”,这种与文人崇尚的虚和之美相对应的写法,创造了平实、真率、稚拙的另一种美,个中真情自然流露,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特别到晚年,更是纯真自然,无拘无束,使笔下作品有一种不加雕饰,稚拙天真的原始味道,从而在“放浪形骸”之外,又显得清而不寒,雄奇而不霸悍。纵横颠倒,苍涩老辣,在走拙、丑、支离、直率之路上,比傅山更远。 不墨守成规,凝成自格,是陶博吾书法艺术之路的追求,显然这也是他个性的张扬。他说:“要想成为一个书法家,起码的条件,必须有点个人风格。怎样能得出个人风格?自然是遍临各帖,吸取各家的精华,融化于我的笔端,才会另有趣味。”他推崇宋代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尚趣书风,对青藤、八大、傅山等个性派书风的欣赏,并仰慕石涛“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自我价值追求。他在楷书《故园花木诗》的跋文中谈到傅山的书风:“傅山论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力主天倪,欲达到此种境界,惟从汉简中求之,然而难矣。”在对待艺术的态度上,陶博吾是谦虚和内敛的。他说:“我受吴的影响当然很深,爱原刻石鼓,更爱吴所书的石鼓,并从金石所载的石鼓文字,集成联语九十六幅。本想跳出吴的藩篱,露点个人风格,然而学识浅薄,兼之书外之音更少,真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人们高度评价20世纪“陶博吾现象”时,他说:“我的东西还不成熟。”陶博吾的书法无论是篆书还是行草,没有铺吴昌硕的后步,也没有掉入传统书风的规整巢臼,更没有时尚书风的哗众取宠,有的只是真我,自然,我想这也是同他深厚的道教思想――以自然而然为最高价值的追求分不开的,用他的话说,这是:“书如枯葛形尤丑,诗比村醪味更酸。”
“艺品既高,人品亦高”陶博吾在谈到他的学书经过和体会时说“人品高则书品更高,所以书法家的道德品质,最为重要。”。在陶博吾的思想空间里,陶渊明和八大山人对其的影响是很大的。陶博吾“闲鸥清趣,野老生涯”的思想明显受到陶渊明“归去来兮”的影响。在陶博吾的书法中,常能体现渊明诗意。陶博吾1963年的《东篱满屋秋》、1990年的《东篱秋艳》等以菊花为题,显然是“采菊东篱下”诗意的和声。1989年的《山上有古松》题诗云:“山上有古松,山下有柏竹。终日无车马,尘俗何由入。”这正是陶渊明“户庭无尘杂”、“而无车马喧”的诗意。陶博吾对八大山人也是相当景仰,他在纪念八大山人诞辰三百六十周年诗中曰:“任他墨点千行泪,难洗家亡国破悲。”在读八大山人画时有感:“满腔热情寄之书寄之画看笔墨神奇真正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旧国遗恨隐于道隐于佛彼襟怀高旷好一幅梅横疏影松荡清风。”因此,在陶博吾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敢辨是非护正气,不随尘俗真丈夫”、“养浩然之气,师羲皇上人”的浩然骨气,也能看到“养性莫如居静寂,早上南山扫白云”的清静之音。经过人生的彻悟之后,老年的陶博吾走向了“糊涂”的境界,这很能令人想到“难得糊涂”的郑板桥,陶博吾在90高龄时自书“糊涂长寿”,而这正是他80大寿时“颐年最好是糊涂”的注脚。显然,他们的“糊涂”都不是真“糊涂”,郑板桥能从竹中品味出“民间疾苦声”,而陶博吾也能从黄秋园的竹中味出“人品”,从八大山人的画中感受“旧国遗恨”和“满腔热情”。而这些品格和情怀的取得,正是中国千百年来君子“慎独”行为的沉淀和造就。
陶博吾的一生是悲悯的、孤寂的,他的书画艺术是率拙的、深沉的、精厚的。
如今,陶博吾跨鹤西去,人们寄以哀思。现在想来:历史与事实总归是公正的。陶博吾从20世纪30年代即归隐乡里,僻居一隅,以布衣终其一生,几乎不为人所知。但陶博吾在晚年终被人们忆起,被人们认识和发现,尽管迟了一些,却仍不失为一桩幸事。陶博吾因此走出彭泽、走出江西,终于走出百年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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