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为他的战略预见提供了思想素材和决策基础,因为有了战略思维就可以提出一系列攸关全局的问题和战略决策,而所谓战略决策就是要涉及到战略预见,就是着眼事物或时局发展前景来决策,就是在风起于青苹之末之时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尽早采取措施。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着名论文和演说中,毛泽东论述了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必须具有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思想,实践中必须处理好的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整体与部分、过程与阶段)、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以及在运用战略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事实原则、价值原则和主体性原则,这是他战略思维理论的主要基础。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可以看出,战略思维与实践在其思想和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体系中,主要有整体性思维、过程性思维、开放性思维的特点。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的“两个务必”就是具有远见的战略思维,所采取的行动就带有战略决策的浓厚色彩。一般说来,革命要成功了,马上要进城了,这是何等值得庆祝的大胜利!进城之后要好好摆宴席庆祝一番也是情理之中的啊。但是,毛泽东同志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必须认识到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对整个中国革命整体性和过程性思维的逻辑必然,同时具有开放性特点。因此就对革命胜利后所可能出现的消极和懈怠发出清醒的警告:决不学李自成!所以在新中国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时候,他才那么果断。刘青山、张子善是新中国第一大腐败案,是干部队伍出现的第一大案,两个老红军高级干部,天津地委书记和专员,当时有很多人去说情。毛泽东就说了两句话,不谓言之不预也,在1949年我就讲过这个事,第二句话就是杀掉刘青山、张子善起码可以管20年。这是从战略的高度决策的典型事例。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把苏联共产党历史上一些情况给抖了出来,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批评,弄得别的国家的党也非常被动。原来我们都是跟着苏联走,学习苏联的经验,结果苏联党的历史有这么多问题,斯大林有这么多错误。虽然发生在苏联,但是毛泽东马上抓住这个苗头,作出了一个预见性的思考,就是中国要赶快走自己的路,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战略思维的如下特点:
第一,未雨绸缪,尽早确定战略目标。任何事情都是分阶段来进行的,革命和建设无不如此。怎样制定不同阶段的目标?到了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党、我们领导团队应该把事业推向哪一个方向?这个方向的目标是什么?这是领导核心要考虑的事,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走在党的其他领导人前面的。可以说,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设计师。毛泽东1940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共产党搞的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革命以后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都作了非常具体的描述。包括抗战胜利前夕,对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作了规划。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体和政体作了明确的界定。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括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这种国体,都是毛泽东在1949年7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确定的。
第二,随机应变,及时实施战略转变。领导核心的战略决策,体现在当下思考的主要矛盾,在时局转变来临前或出现的时候从复杂的局面当中看清主要矛盾,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这就叫战略转变。从土地革命到全面抗战的战略转变的标志就是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以后提出的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过去我们土地革命时期是反对蒋介石,“西安事变”之后我们提出的是拥护蒋介石抗日。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这就是战略转变。1953年又提出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年八大又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等等,这都是大的转变。围绕一个工作领域也有一个战略转变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外交开始是一边倒向苏联,1954年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回来跟毛泽东汇报,谈到了西方外交界的一些动向,毛泽东立刻意识到我们的外交战略要有所变化。毛泽东在1954年7月7日就说了,现在看来我们要把门关死是不可能了,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我们的外交战略要进行一些调整。1964年中国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个举措在党史上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西方世界孤立我们,我们跟法国建交就意味着我们在西方的封锁圈里撕开了一道裂口。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依然孤立我们,中苏关系又闹僵了。毛泽东又作出了一个战略转变,就是特别重视亚非拉穷朋友,并且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到了70年代初期美苏争霸,苏联取攻势,美国取守势,而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威胁又是苏联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作出了一个战略转变――联美抗苏,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为新中国外交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从外交一边倒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一步一步都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实现战略性的转变,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三,稳扎稳打,稳步实施战略步骤。战略转变后如何用具体的战略步骤去实现它就是战略步骤。这就是毛泽东经常说的: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反对毕其功于一役。这是毛泽东作战略决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战略叫“持久战”,但是光一个持久战战略还不能够很好地去实现这个战略,还要对这个战略的步骤作出分解。毛泽东作的步骤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叫战略相持,第三阶段叫战略反攻。这就是毛泽东战略步骤的决策方式。后来邓小平深得毛泽东的精髓,搞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说搞现代化无非就是三个步骤,第一步基本解决温饱,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在下个世纪中叶,也就是21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
第四,以小搏大,决策定下来以后善于采取一些具体的小步骤、小措施去推动。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下毛毛雨,心里有个大主意,要推动这个大主意的实施就要慢慢地在一些场合下点毛毛雨。1970年底毛泽东说要打开中美之间的大门,中美双方都有这个愿望,通过互相试探,通过华沙谈判,通过巴基斯坦总统传话,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都有了互相接触的愿望,但是怎么才能见面?尼克松唯一能够着手的是利用巴基斯坦总统到美国访问,在欢迎巴基斯坦总统的宴会上说了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美国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他承认的是台湾,但是在欢迎巴基斯坦总统的宴会上尼克松用了一个概念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这是放个气球,但是当时由于国内比较左,这个方式没有起到效果。毛泽东开始也放了一个气球,也采取了一个小步骤,在1970年12月毛泽东单独接见美国记者斯诺,还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愿意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去游泳,作为政治家去不方便,作为一个旅游者去也可以,我还可以和美国的总统边游泳边聊天。他通过斯诺传这个话,但斯诺这个话也没有传过去。这时尼克松和毛泽东作为战略家,作为要打开中美大门的战略家都苦于找不到时机。后来尼克回忆说这个消息使他又惊又喜,说从未料到对华的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来回应。后来为什么把毛泽东这个决策叫做小球推着大球转,就是一个小步骤推动了一个大战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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