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语言和形象的艺术性

　　“作为具有象征意蕴的电影形象，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影像形态，既可以是具体的物象、自然景色、色彩影像，也可以是具体的人物形象。但不管是哪一种，都暗示着多层面的意义。”[2]影片《龙种》运用了丰富的电影形象和语言，包括自然景色的对比，人物刻画的典型性和丰富性以及象征手法来深化主题意义。

　　（一）画面的对比

　　电影开始是犹如风景画的层层水田；随着镜头拉近，茅草棚下牲口拉着石磨，农舍外洗衣的妇人、玩闹的孩童和主人脚边的小狗……这是一个“不需要了解外面世界”的世外桃源式的乡村。勤劳而善良的村民世代恬静自足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还将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很快宁静被天上的“飞虫”破坏，敌人扔下的炮弹毁坏田地，打破了村野的静谧。土地上的人们被异族奴役，肥沃粮田里产出的粮食被强盗们掠夺。良田、茅屋、山冈变成了与敌人周旋和斗争的战场，变成了充满杀气和血腥的荒原。被侵略者搜刮过的农舍凋敝，没有了鸭叫狗吠，没有了孩子的嬉戏和牧童的笛声。最后为了和侵略者决战，人们不得不亲手放火点燃自己的土地和家园。电影用画面的对比展示了战争的残酷和毁灭性的破坏力。 　　（二）人物形象的具体性和典型性

　　影片人物大体分为五组，每一个人物的塑造丰富生动，体现了类型共性和个性结合的艺术处理。

　　谭凌和三表叔是中国乡村传统生活、文化习俗的代表。他们热爱土地和家园；正直本分坚强，具有生活的智慧。他们是各自家庭的权威，是村庄里受人尊重、召集村民议事的长者。谭凌是善良、宽容、勤劳地道的农民，开始坚守土地，最后亲手烧毁自己的家园，投奔革命队伍。三表叔以自己是十里八乡惟一的读书人而自鸣得意，圆眼镜和尺长的烟袋使其形象更具旧时乡绅的神采。他知书达理，关心村庄的前途和命运。但他又是会为五斗米而动摇的读书人，与老婆一起向汉奸求助，不过最后守住了一个文人的正义和良心。

　　谭家母亲、女儿、二儿媳一组是中国旧时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她们没文化，顺从软弱；终年辛苦操持家务，养育儿女，服侍丈夫。谭母又具有开朗、善良、温顺的个性。谭家女儿在做汉奸的丈夫面前却糊涂和不明是非。

　　小玉、谭家三兄弟是一群革命者的形象。当侵略者踏入家园时，他们积极投入革命，代表了那个时代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前进方向。小玉是影片中浓墨重彩的新女性形象：爱读书，思想进步，心志高远；她是谭家最早觉醒并带领家人投入革命的灵魂人物。她与男人并肩工作，和敌人斗争时勇敢机智。在爱情生活中，她渴望与爱人的心灵沟通，希望得到丈夫温柔和真诚的爱情。这一形象在赫本的演绎中又多了些优雅和风情。其他三兄弟各具特点，老大憨厚；老二文雅；老三则显出暴躁和莽撞。

　　吴连是商人、汉奸的形象，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吴连家世代经商，骨子里有商人的精明；他一直以聪明人自居，认为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找到生财之路，过上优裕的生活。他不算坏，想保持中立“我谁也不恨”，但 “一个中立分子，我怎能不撕裂自己”。影片表现了他内心的无奈、挣扎。在战争中，没有人可以保持中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苟且，最后只能落得和侵略者一样被消灭的下场。影片亦再现了日本侵略者狂妄、愚蠢、残忍的本性。

　　（三）电影形象的象征性

　　影片的艺术性还表现在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人们在风雪中抬着军工厂巨大的机器和铁轮，铁轮象征历史和社会进步的车轮，如小玉、老二一样的广大群众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力量，尽管一路风雪但仍在前行。影片中小玉的儿子不但给谭家带来生活的希望，也是他们抛弃家园，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动力；他是中国人美好前途和希望的种子：“孩子是如此真实，他是一颗龙种。”电影最后乡亲们投下一个个火把，起初零星的火种，最后连成一片，象征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人们投入革命英勇杀敌的激情和怒火。

　　（四）艺术表现的精当性

　　《龙种》用虚写和暗示的艺术手法恰当地处理了爱情和暴力戏。老二和小玉间甜蜜的爱情用暗示表现，尽显东方式的含蓄风情。影片中敌人蹂躏杀害老二媳妇与吴连母亲的戏，采用画外惨叫声表现，虽有些夸张但饱含痛苦的声音让观众充分感觉到敌人的残忍。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主体的知觉行为可以构建出并不完整的客体对象的“整体性”属性，因此作为观影者的主体在欣赏电影时会用想象与联想力补足“中断部分”；另外，电影 “可以通过虚写和暗示的手法，让观众发挥想象和联想，获得以虚胜实的效果”[3]。这种以小见大、以有限超越无限的艺术手法也与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