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游牧民主与汉文化的融合
在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之前,契丹族的社会生产主要从事游牧,辅以狩猎。契丹建国后,以耶律阿保机为首的统治者很快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吸取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龙是帝王的象征,此观念在汉民族观念中根深蒂固,《周易》有乾卦为王者之象之说,龙比喻帝王的观念在汉代既已流行。崇兴寺双塔须弥座位置雕有龙纹角柱和双凤纹样,充分说明了汉族文化已经和辽代契丹族文化相融合。据《辽史?乐志》记载:“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辽占领燕云十六州后,大量掠夺汉族乐工和乐典,辽都上京还设有“汾、幽、蓟”等地汉族乐工的教坊,所以在辽墓中常有散乐壁画或散乐石雕出土。而在崇兴寺双塔须弥座的壶门里就雕刻有精美的乐伎和舞者。乐伎手持笛、筝、大鼓、腰鼓、箫、笙、琵琶等乐器。通过与出土的辽代散乐相比,其形式内容相似,所以砖塔上雕刻的乐伎也应为辽代散乐。 2.承唐比宋、独具一格
早期的契丹王朝首领便与唐王朝有所接触,因而辽代受唐朝文化影响甚深,辽在建筑和雕刻上继承了唐代建筑和雕刻艺术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作风。从崇兴寺双塔的砖雕佛像可以看出辽代佛教造像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都很有特色,它一方面继承了唐代造像典雅端庄的遗风,吸收了宋朝造像写实的手法,另一方面融入了契丹和北方地区传统的审美情趣和表现技法。崇兴寺双塔的佛像面部有契丹人的特点,面部很鼓,头顶肉髻平缓,肩部宽阔,胸肌隆起,有刚健的气势,与南方佛像平易近人的神态形成鲜明对比。菩萨像多为头戴高花冠,束高发髻,花冠的形式特别,与契丹贵族的头冠相类似;胸前饰璎珞;两耳际有两条宝缯垂在两肩,并分段打结。另外,辽代还继承了唐代密宗,崇兴寺东塔上的佛像均头戴宝冠,为密宗佛像的造型。
3.构图饱满、形式严谨
通过实地考察和资料的整理分析,崇兴寺双塔的砖雕纹样大多以接近“饱和”的密度来表现画面。但是饱满的构图并非是简单的花纹填塞,还都表现出对“中心”的偏好。无论是人物、动物还是植物纹样都讲究居中的趋势。例如塔身第一层的砖雕,主佛居中,在面积上占有主导地位,这有力地增强了佛塔的艺术感染力,使崇佛的主题得以明显的彰显出来。而一旁陪侍的菩萨则侧身朝向主佛,飞天身体姿态和飘带流云也带有明显的指向性――朝向中央的主佛,更显得主佛威严崇高,备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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