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审美意识从无序到有序。音乐情感说使音乐艺术在 18 世纪后登上了人类音乐文化的顶峰,成为各门艺术中成就最辉煌的侨侨者。乐圣贝多芬以音乐语言表述人类情感和哲学沉思,成为一代文化巨人。
和米开朗基罗同时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认为:“音乐可以像语言一样表达人的感情。”而表达感情是人的内心的一种本能的需要,文艺复兴把人的感觉和情感归属于自然,把神化了的人的思想还原于自然的人,它表现于米开朗基罗及其同时代人的一系列杰作中。十七、十八世纪把人的感情当作自然客体来表现,明确认识到音乐是一种表现性极强,在各门艺术中最善于抒发人类内心情感的艺术。
画家的内心充满着图式,同样,音乐家的内心也充满着由他的想象力所创造的图式。在他的幻想、思维、情感、审美的进程中,这些图式变成了音调的幻象。比如马勒的一种幻象是宇宙:在宇宙中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转,在他心中意会到一种永恒的爱从至高无上的天堂倾注下来,形成了某种心理的“花结”。作曲家和画家通过不同的“时间幻象”和“空间幻象”来陈述某种心理的“花结”。
艺术家潜意识中的情结,触动着所有艺术家的创造和情绪,并在他们心中产生不断再现的典型的艺术画面。米开朗基罗和贝多芬在这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有时都陷入忧郁的古怪,有时处于“总是想与人搏斗”的状态。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显示着米开朗基罗不可扼制的创造力,从计划中的 12 个门徒,到逐步产生强有力的先知和处于冥想中的圣女,以及恢宏壮丽的天顶画主体——《创世纪》 那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仿佛不是耶和华,而是米开朗基罗自身。他的绘画带有雕塑般的体积,描绘了整个基督教的圣神故事。他无疑在借神的创造来展示人的创造,倾诉和发泄他那撼动山岳的弥满精力。此前,从来没有哪个教堂有裸体人物在异教的光彩中出现。这与贝多芬关于幸福的人们在进行中唱起欢乐的合唱或者关于心灵的战争与和平的幻想一样,是一桩前无古人的创造。
米开朗基罗从佛罗伦萨时期开始,一直到西斯廷教堂,无论他的雕塑还是绘画都义无反顾地冲破了宗教伦理的束缚,用漂亮的年轻的裸体显示出的青春期的形体美,不仅仅起着壮丽的装饰作用,而更多的则在于以此昭示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光辉那不可抵挡的力与美。这个巨人以他的艺术力与美的狂飚使宗教教义变得黯然失色。与此相似,贝多芬关于心灵的风暴和宁静的想象,第一次在《合唱幻想曲》中出现,最后发展成震撼世纪的《第九交响曲》。假如说米开朗基罗借天使的利剑划破了中世纪的黑暗的铁幕,用大卫的甩石机打出了文艺复兴人文的雄风,贝多芬则以他的英雄精神,对人类团结互助走向最后的光明和自由,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号召。
米开朗基罗 24 岁时雕了一尊罗可可风的塑像《皮埃塔》(即《哀悼基督》),他解释所以把圣母雕刻成一位优雅的少妇,甚至比躺在腰上的圣子更年轻的原因是:他的母亲在 19 岁时生了他,使他在记忆中保留了年轻母亲的形象。这种解释比宗教与哲学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他和贝多芬一样,一生对女性的爱,都止步在理想的情绪中,米开朗基罗最热情的诗也只表达了得不到报答的激情所引起的无可奈何的悲哀的情绪。他在艺术中化作了对母爱的寄托。
贝多芬的即兴演奏,多数情况下也像米氏敲击大理石一样,是以雷电交加的暴风骤雨开始,逐渐转向宁静的天国般的安息,即使是自由地即兴创作,对他来说也是一场战争,与恶魔的一场角斗,对内心安宁的一种渴望。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说“贝多芬是自然界的一股力;一种原始的力和大自然其余的部分接战之下,便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米开朗基罗的精神与贝多芬性质相同——正像耶和华在创世纪中强有力的手势划分天地、区分昼夜,或把太阳投射于太空,或赐亚当以生命,都表达了人类凌厉地征服一切战取光明的力量。这大概就是不同门类的艺术家在同等心灵花结的郁积中所作的异彩纷呈的表达。
艺术中感性的成分越大,如音乐,艺术就越有表现力;反之,艺术中直观的成分愈大,如美术,就愈有造型力。美术家在绘画中表达人的感情时,是用线条和色彩作为手段来表现这种情感的;作曲家在音乐中表达人的感情时是以声调的手段来表现的。倘若要在绘画中或音乐中描绘风景,那么美术家和音乐家就会给风景赋于这一种或那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情绪色彩。
绘画创作也需要情绪的投入,但较为特殊。唐代王洽擅泼墨,他个性豪放,好饮酒,每逢作画前必喝得半醉,乘着酣畅时,将水墨泼在绢上,就连唱带笑手舞足蹈地画起来,随着墨迹形状顺势渲染,或挥或扫,或淡或浓地画出山石、云水、烟霞、风雨的形势,生动而自然。
中外的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大多以自得其乐的心态投入,类似的心态也可以在巴洛克艺术中见到,作品中或许有它原始的主题,但动手去做的动机,纯然只是抑止不住的心灵中涌动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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