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谭与《琴道篇》

桓谭是东汉时代的人，他是一位大学问家，深研五经，精通训诂文字，写得一手好文章，常与当时的名儒刘向、刘歆、扬雄等人在一起切磋学问。当时的儒者，大抵琴、棋、书、画都要兼通，桓谭当然也不例外，他尤其擅长的是音乐。关于这方面的专长，应当感谢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汉成帝时的太乐令（负责领导和管理音乐方面的事）。他从小耳濡目染，自然在音乐方面就有了较深的底子。他对音乐精通，而且有浓厚的兴趣，曾说：“我志乐听音终日而心不足。”一天到晚地泡在音乐当中尚感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可见他的喜爱达到了何种程度。桓谭也曾经当过掌乐大夫（负责音乐的官员）。

当时汉朝的大司空（官职名）宋弘是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他向光武帝推荐桓谭说：“桓谭的学识与刘向、扬雄齐名，而在音乐方面却远远地超出他们，是当今不可多得的人材。”皇帝也是很重视人材的，立即表示要见桓谭，要当面试试他的能力。

桓谭立即被召到御前，皇帝当面问了他一些问题，果然是应答如流，不同凡响。桓谭立即被封为议郎、兼给事中，即经常在皇帝身边进献一些规谏的言论。但桓谭对于他的官职并不热心，他热心的仍然是音乐。他听到宫中的雅乐老是那一套陈旧的调子，翻来复去的演奏演唱，不独演出的人打不起精神，连听的人也禁不住只想打瞌睡。因而他极力提倡音乐应当不断地创新，他说：“余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要离开陈旧的雅操而创造出新鲜、有生气的新弄。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创作出了许多优美、悦耳的新曲子，他的创作也得到了光武帝的赞赏，因为皇帝也早就让那些死气沉沉的雅乐搞得很不开心。而大官宋弘是一位比较守旧的人物，他认为新弄——亦即“繁声”如同郑卫之音一样，是亡国之音，是极其可怕的。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自己一向看重的桓谭会搞出这样的音乐来，想到这些，他的气不打一处来，他决心教训一下桓谭。一天他穿好了大礼服，正襟危坐，把桓谭叫到官邸，没好气地对他说：“我好心推荐你到皇上跟前效力，指望你忠心报效朝廷，你觉得你自己做得怎样？”桓谭的脑筋还未转过弯来，宋弘又说：“你搞音乐我赞成，可是搞起什么靡靡之音的繁声来，这不是要把皇上引到邪路上去吗？你为什么不能遵从祖宗的章法呢？”桓谭这才明白事情的来由，作为官卑职小的他自然不敢分辩，只有唯唯而已。

受到这样的训斥和威胁，桓谭心中异常苦闷，他怎么也想不出自己错在哪里。一天，光武帝又把桓谭叫去弹琴，桓谭走到御前抬头一看宋弘也在坐，他不由得浑身不自在起来。恰好此时，光武帝叫他弹奏新创作的曲子，桓谭不想弹，又不敢讲；弹吧！又怕宋弘光火，真是如坐针毡，浑身只冒冷汗。皇帝既然下了令哪能违抗？桓谭只好横下一条心，坐下来弹琴。他手上在弹琴，心里可是一团乱麻，所以弹得心不在焉，常常出现错误。光武帝皱了皱眉头，对桓谭说：“怎么搞的！弹成这个样子。”桓谭吓得又出了一身冷汗，连连说：“下官该死！该死！”这时，宋弘站起身来向皇帝大大宣讲了一番雅乐如何如何好，新乐——繁声如何如何坏的道理。此时的皇帝本来对桓谭的表现已有十分的不满，这些雅乐好，新乐淫的议论自然也就打进了皇帝的心里。后来，桓谭被免去了“给事中”的官职，又加上他反对皇帝笃信“谶纬神学”，被加上了“非圣无法”的罪名，贬官流放，死于流放途中。
桓谭著有《新论》一书，主旨是对儒家的天命观进行批驳，其中有《琴道篇》乃是专门写琴的。从后人辑录的一些材料来看，《琴道篇》包括琴论、琴史、琴曲介绍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关于琴曲，他一共介绍了七首作品，有《尧操》、《舜操》、《禹操》、《文王操》、《微子操》、《箕子操》、《伯夷操》。《琴道篇》的内容，对后世研究古琴艺术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