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文录及潮州音乐的源起和演化

　　韩愈在潮州当了八个月的刺史，他兴教育，除民害，做了不少好事。他在唐代潮州音乐的流播上也给我们留下几条实证。在他的多篇祭文中，如《鳄鱼文》《祭止雨文》《祭界石文》《祭大湖神文》等，有关潮州音乐的文字记载有“吹击管鼓，侑香洁之”、“侑以音声，以谢神贶”、“躬斋洗，奏音声”等。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唐代潮州音乐的流播是与宗教祭祀活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其中的吹击管鼓即是武乐，奏音声则是文乐，而文乐应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庙堂音乐。这些文录是仅有而宝贵的，它?C明了韩愈莅潮之后，已接触到潮州音乐，且有一定的印象，这些对我们了解唐代潮州音乐的流播有一定的帮助。本文拟就唐代以来潮州音乐（主要是锣鼓乐和庙堂音乐）的演化与流播谈点看法。

　　韩愈文录所记载的唐代潮州音乐与宗教祭祀活动紧密结合的情况，突出说明了潮州宗教音乐（主要是佛教音乐，即现在所谓的庙堂音乐）在潮州已相当普及，佛教音乐已成为潮州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佛教音乐之外，潮州孔庙祭祀音乐也是唐代雅乐的生动遗存。

　　（一）潮州音乐的起源

　　宋代潮州曾出现一种祭孔的大成乐。据饶宗颐先生在海外搜集到的《永乐大典?三阳志》中记述嘉定十四年重修供奉孔子的宣圣庙大成殿，恢复旧制云：自宋以来，潮城孔庙每年于仲春及仲秋举行祭孔典礼，演奏大成乐。所用乐器有编钟、编罄十六枚、琴自一弦至九弦共十张、笙、瑟、凤箫等，初由士子执器登歌、至淳熙年间由民间乐工演奏……。可见演奏阵容之庞大与正规。这是当时儒学文化所提倡的礼乐，是宋代大晟府教坊音乐，原名叫“大晟乐”，也是当时宗庙祭典用之雅乐。此为中原古乐在潮汕传播的明证，但孔庙祭祀音乐到近代已消亡。

　　流传至今的庙堂音乐，是寺院、善堂做法事时（如颂佛、拜忏等）唱奏的音乐。基本分为“祥和腔”、“香花板”两类。此外尚有“外江板”等其它流派。使用的乐器有法器经鼓、鼓脚钹、双音、引磬等， 以唢呐（有的则用大横笛）领奏，并配以其它的弹拨、弦索乐器。曲调玄奇古朴，别具一格，但在流播过程中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潮州音乐中也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

　　至于韩愈文录中所提到的“吹击管鼓”，则在韩愈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得到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在潮州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潮州锣鼓乐。

　　（二）潮乐与潮剧的关系

　　源于宋元南戏的潮剧，明代称为潮腔、潮调。潮剧的舞台艺术，前辈老艺人称为“三股索”，三股索是指演员、武场打击乐和文场的伴乐，这是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意即舞台的节奏有如三股索合成一条绳，松紧应一致，才既美观又有力，若松紧不一，便既难看又乏力，强调舞台的节奏要整齐划一，艺术才有感染力。潮剧的打击乐称为潮剧锣鼓，明清时期的潮剧锣鼓应该是潮州锣鼓乐的雏形，而韩愈文录中所说的“击鼓”，其实只是极其简单的敲打乐。

　　（三）潮乐与大锣鼓的融合

　　值得探究的倒是韩愈为何将“吹管”与“击鼓”连在一起？“吹管”与“击鼓”就是吹奏乐与锣鼓敲击在一起演奏，这是潮州锣鼓乐的一种鲜明的独特的演奏形式，发展到今天，这种形式的潮州锣鼓乐已经被誉为“东方交响乐”，格调绮丽清朗的管弦乐与雄浑粗犷的大锣鼓奇妙融合，正如韩江之融入大海，刚柔相济，动静相宜。值得称奇的是远在一千多年前，为何便有这样虽简单却又奇妙的结合？这是韩愈文录留给我们的一个最有意思的记录。

　　在锣鼓敲击乐与管弦乐结合演奏的多种形式的潮州锣鼓乐中，最具群众性的就是潮州大锣鼓。

　　潮州大锣鼓的演化流播也很有意思。明、清时期，潮州城楼的差役以锣鼓敲击简单的鼓点取乐。差役们试以小鼓、小锣敲击简单的鼓点取乐，其形式仿自江湖卖艺班”（潮州人称为“做把戏”）的敲击方法，鼓点只有快、慢之分，后尝试吸收一些戏班中家喻户晓的过场锣鼓和烘托舞台表演动作的锣鼓，如：快、慢抠槌、招诗、行兵和武科锣鼓等，使演奏有了较多的变化，演奏效果截然不同，初步形成了潮州锣鼓的快三板和慢二板鼓点。经过历代艺人不断的改造和创新，更加丰富了鼓点内容以及对乐器的改革和组合。

　　另外，潮州锣鼓乐的演化和流播与其所在地方的风俗习惯是分不开的。潮州一向有游神赛会的习惯，每年的农历正月至三月之间，各神庙周边的民众自择“吉日”，聚众将庙里的神像抬上路去巡游，以求百姓来年平安、吉祥。为烘托游神活动的喜庆、热闹气氛，各社群纷纷把锣鼓击班引用到神像巡游的队伍前面演奏，意在于为“神灵”鸣锣开道；同时，也将唢呐鼓首班置于神像后面的巡游队伍跟随演奏，表示为“神灵”歌功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