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新动向

　　在西方音乐史中，20世纪是一个充满实验和探索的时代，音乐风格呈多元化，对新观念的创造和吸收成为作曲家最为鲜明的探索方向。

　　20世纪上半叶的音乐风格包含：调性音乐、音高中心性音乐、无调性音乐、音乐使用工厂和城市的噪音（即“未来音乐”）、微分音音乐、新古典主义、十二音序列主义、流行音乐等，以查尔斯?艾夫斯（Charles Ives，1874―1954）、斯特拉文斯基、拉威尔、乔治?安太尔（George Antheil，1900―1959）、卡尔?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路易吉?达拉皮科拉（Luigi Dallapiccola，1904―1975）和达律斯?米约（Darius Milhaud，1892―1974）等的作品为代表。其中，艾夫斯的《选举》是20世纪第一首原创团队钢琴作品；斯特拉文斯基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新婚》影响了安太尔、奥尔夫和达拉皮科拉的创作；达拉皮科拉《为三架钢琴而作》（因尼）③的十二音序列主义显然受到勋伯格的影响，抒情风格和严谨的卡农结构则来自于贝尔格和韦伯恩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调性、音高中心性、无调性、新古典主义等前半个世纪的风格依然存在，新的创作潮流不断涌现，如整体序列主义音乐、偶然音乐、电子音乐、磁带音乐、计算机音乐、简约主义音乐、微分音音乐、音响集群、拼贴与引用等。这些音乐风格极大影响了团队键盘作品，也赋予其实验音乐的特征。美国作曲家斯特凡?沃尔佩（Stefan Wolpe，1902―1972）以微小的音高细胞为基础来代替十二音音列，进而用序列技巧组织起来，深刻影响了音乐的发展方向。50年代在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影响下出现的一大批偶然音乐作曲家――美国的列哈伦?希勒（Lejaren Hiller，1924―1994）、莫顿?费尔德曼（Morton Feldman，1926―1987）、厄尔?布朗（Earle Brown，1926―2002）等，日本的一柳俊郎（Toshiro Ichiyanagi，1933― ）、武满彻（Toru Takemitsu，1930―1996）等均运用开放曲式和图解记谱法，部分作曲家还从东方音乐中汲取灵感；德裔美籍作曲家奥托?吕宁（Otto luening，1900―1996）与多位作曲家一起建立哥??比亚―普林斯顿电子音乐中心，并创作了一系列电子音乐作品。60年代早期始，美国作曲家特里?赖利（Terry Riley，1935― ）、史蒂夫?赖克（Steve Reich，1936― ）和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1937― ）成为极简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俄罗斯微分音音乐的先驱，伊万?维施尼格拉斯基（Ivan Vshnegradsky，1893―1979）受到斯克里亚宾音乐和哲学的影响，又基于其自身的宗教体验，制造了四分之一音钢琴并进行创作实践，作有“四分之一音”“六分之一音”和“十二分之一音”的多首作品；英国作曲家布赖恩?查普尔（Brian Chapple，1945― ）结合拼贴与引用、十二音和接近简约音乐的手法来创作。 　　乐 敏20世纪西方团队键盘音乐研究：创作与演奏

　　与布赖恩?查普尔类似，作曲家们在以上音乐风格中进行自由地选择和融合：德国作曲家约翰内斯?乔治?弗里奇（Johannes Georg Fritsch，1941―2010）结合点描法、表现主义和不确定音乐的元素进行创作，德国作曲家沃尔夫冈?福特纳（Wolfgang Fortner，1907―1987）将创作融新古典主义、机遇音乐、点描法、表现主义和序列音乐特征为一体；活跃于德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作曲家拉迪斯拉夫?库伯考维克（Ladislav Kupkovic，1939― ）创作了简约主义风格与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一些作品；美国作曲家史蒂夫?赖克将简约音乐、不确定音乐与电子音乐风格融合等。与此同时，同一作曲家可能在同一时期内创作有不止一种风格的作品。无论是探索一种新风格，还是重新选择更为早期的音乐风格并进行新的融合，均体现出作曲家创新求变的精神。与音乐风格的多元化发展同步，在20世纪团队键盘作品的创作观念、体裁、结构、记谱法、配器组合等方面亦呈现出一系列新现象。

　　1.创作观念的多元化

　　第一，发挥想象力。作曲家们尝试探索新音色、新音响、新节奏等一切与传统不同的创作手法，将团队键盘音乐这一媒介作为创作的试验田，努力创新求变。第二，追求艺术跨界，融合音乐与视觉效果。作曲家们拓展了传统乐音范畴，加入噪音效果；将音乐与舞蹈、音乐与视觉艺术（影视、绘画、雕塑、建筑、灯光等）、音乐与戏剧等综合艺术、音乐与舞台上演奏者的行为等相结合。例如，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康塔塔《新婚》融合了音乐（器乐与人声）、舞蹈和舞美设计等；莫顿?费尔德曼受到J.波洛克和W.德?库宁绘画的影响，自称力求以音响体现他们画中的意境。第三，与此前各时期相比，20世纪作曲家们极少为业余爱好者写作，仅为专业演奏家和专业听众写作适合音乐会演出的乐曲，这些作品关注更多的往往是技巧而不是情感。第四，作曲家们持有对世界和社会的关心，为仪式庆典、慈善活动等重大事件创作或表达政治主张，例如艾夫斯的《选举》用不协和对位传达一种国际政治意识，奥尔夫康塔塔系列《作品集》着眼于将个体的主观性发展为一种具有凝聚力的集体共同感。以上通过音乐关注、融入社会的创作观念与19世纪一脉相承：如美国作曲家路易斯?莫罗?戈特沙尔克（Louis Moreau Gottschalk，1829―1869）强调通过合奏体现共性、抹煞个性的民主观念，美国作曲家乔治?珀西?奥尔德里奇?格兰杰（Geoge Percy Alderidge Grainger，1882―1961）对音乐爱好者进行社会音乐普及教育等。第五，表达对世界的冷漠和无政府主义，注入了更少的人类情感，例如噪音音乐、不确定音乐、电子音乐等。第六，挖掘世界民族文化。例如美国作曲家英戈尔夫?达尔（Ingolf Dahl，1912―1970）的《美国民歌集腋曲（幻想蓝色魔鬼的崩溃）》④建立在美国民间音调和节奏的基础上；此外，欧亚作曲家的创作视野还扩展到中国、日本、韩国、缅甸、阿富汗等亚洲地区，实现全球性的多文化融合。

　　2.音乐体裁、曲式结构和记谱法的多元化

　　与早期键盘独奏和重奏音乐几乎同时起步的团队键盘音乐，在20世纪以前的漫长时期里，较前两者的作品总量和体裁种类相对更少。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键盘独奏和重奏作品中随处可见幻想曲、变奏曲、组曲、赋格、卡农、奏鸣曲、协奏曲等体裁，而19世纪以前的团队键盘作品仅存赋格、奏鸣曲、协奏曲等体裁，至19世纪才出现变奏曲、幻想曲、各类舞曲（圆舞曲、波兰舞曲、连德勒舞曲等）、特性小曲（进行曲、练习曲、嬉游曲、回旋曲等）等体裁。然而自20世纪以来，团队键盘作品获得了新动力，作曲家们重拾卡农、利切卡尔、对位模仿曲、众赞歌、组曲、大协奏曲[例如莫顿?古尔德（Morton Gould，1913―1996）的《创意曲》]、变奏曲、幻想曲、奏鸣曲、康塔塔、集腋曲等传统体裁，继续发展19世纪的舞曲（英国舞曲等）、特性小曲（谐谑曲等），还出现了室内乐协奏曲、民歌、舞蹈康塔塔等融合人声、器乐与舞蹈的大型综合性新体裁。标题音乐在19世纪奇思异想的基础上继续沿着个性化的标新立异方向发展，更带有对宇宙未知世界的探索。曲式类型包括常规曲式、边缘曲式、自由曲式、开放曲式、镜像结构、瞬间结构等。曲式的不确定性所形成的“开放曲式”（如厄尔?布朗的《25页》、约翰?凯奇的《冬日音乐》等作品），以及采用图表谱、模式谱、空间记谱法等非常规记谱法（如作为图表谱最早例证之一的厄尔?布朗的《巨册》、约翰内斯?乔治?弗里奇用空间记谱法写作的《圣像》等）激发了演奏者的音乐创造力，带来了即兴演奏形成的新表演过程。

　　3.配器组合与音色的多元化

　　作曲家自19世纪末起对大型配器的兴趣，对音色的探求，以及在20世纪下半叶结合电子和技术设备的一系列尝试体现于：第一，延用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同种键盘组合（数架管风琴或数架羽管键琴等）以及巴洛克时期以来“键盘 乐队”的做法，出现“不同种类键盘 其他乐器/人声”的各类新混合配器组合，以艾夫斯、斯特拉文斯基、奥尔夫、米约、尼尔斯?维戈?本特松（Niels Viggo Bentzon，1919―2000）和莫顿?费尔德曼等作曲家的作品?榇?表。第二，加入其他声学与电子乐器/磁带，或添加放大器（amplifiers）、扩音器（loudspeakers）来丰富音响，增添非钢琴化的音色效果，以史蒂夫?赖克、乔治?安太尔等作曲家的作品为代表。第三，20世纪下半叶出现灵活可变的配器组合，即同一作品可由不同数量的演奏者采用不同数量甚至不同种类的乐器来演奏，以约翰?凯奇、厄尔?布朗、史蒂夫?赖克、特里?赖利、奥托?吕宁等作曲家的作品为代表。

　　20世纪最为常见乐器与琴手组合类型的重要原创作品详见表1，同属于两类或以上配器组合的曲目仅列其一并标出作曲家的国籍和创作年代，从中可见上文所述之创作新动向，并可观察到本文第三部分中提及的尝试多种键盘乐器组合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