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与适时中存在

　　赫拉克利特曾提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着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不断的变化之中，运动和发展是物质的本质属性。音乐也是如此。少数民族音乐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于变动中存在并接受着历史的洗礼，而不断日臻完美。对此，牛龙菲曾提出：“向未来开放和向世界开放的‘音乐之民族的特性’从来都不是静止、凝固的”，以及就空间而言，各民族间相互交流，必然使某一民族的音乐艺术，对其他民族的音乐艺术发生一定的影响；就时间而言，民族特性也从来不是静止、凝固的。[10]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们的生活也在一点一滴发生着改变，少数民族亦是如此，而存在其中的音乐也自然会受到影响，发生着改变，因而其音乐在变动中存在。

　　在历史的演变中，不论是少数民族民间歌曲、民间器乐还是舞蹈音乐等，都在不断经受着变化、融合与繁衍，音乐也因此处于变动之中。就云南纳西族民间歌曲而言，早在纳西先民游猎时期，一些简单的民歌形式就已经形成，之后随着先民的迁徙以及民族间的融合，民歌开始发生显着变化。进入农耕时期后，它的种类和题材变得丰富。唐宋以后，随着东巴教的产生而带来的原始性民歌，又对其产生影响，并逐渐形成了带有宗教性质的、独具纳西特色的民间歌曲。[11]此外，就纳西族的舞蹈音乐而言，许多舞蹈音乐在历史的发展中，与他民族舞蹈音乐相互借鉴、融合与演变，如“勒巴”就是纳西族传统舞蹈与藏族“热巴”相结合的产物，再如“筚篥蹉”、“芦笙蹉”，既是远古舞的遗存，又是与相邻民族间长期交流、相互借鉴的产物。[12]可见，音乐并非孤立而静止的存在，而是处于运动与变化中存在。

　　在经济的发展下，一些原本较为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受到经济浪潮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着改变，渐渐接受一些基础的媒体与设备，例如磁带、VCD、DVD、印刷制品等等，一系列商业运作也涌现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开始接受新的信息、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音乐之存在也不得不发生改变。就其传播方式而言，由原来田野、山间的传播方式，逐渐转变为依靠磁带、电视、VCD等媒介的传播方式。同时，在社会高速发展状况下，原本代代口头相传的方式已不能较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逐渐被淡化，人们开始关注到其它的一些传承方式。在杨民康《论原生态民歌展示活动的意义和作用――兼谈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几种文化保护与传承模式》一文中指出[13]，于上世纪90年代末，曾有学者将20世纪末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模式概括为七种，其中包括以舞蹈艺术为文化传承途径的“田丰模式”、 以现代旅游业为途径的“民族村模式”、以音乐艺术为文化传承途径的纳西族“大研古乐会模式”等等。作者还指出，进入21世纪后，除“大研古镇会模式”与“民族村模式”依然在展开、“田丰模式”日渐式微以外，还兴起了另外一些模式，例如“杨丽萍模式”、“政府、学界扶持模式”、“民间自发保护模式”等等。不论是上世纪的传承模式，还是21世纪的某种模式，它们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本土民族民间音乐，使其得以传承与发展。音乐则存在于变化、发展着的不同模式之中，于变动中存在。

　　此外，音乐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适时存在，才不至于被时代所淘汰。就纳西古乐而言，笔者去年曾赴丽江大研古镇于现场观看并聆听了古乐会。由宣科先生主持的古乐会，观众还真不少且基本都是游客，甚至还有外国游客前来聆听。纵然不提古乐是否将传统文化保存完好，是否仍旧反映出纳西族的民族精神，就其商业化的特质，是新时期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为适应时代的需求，音乐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在宣科先生带领下“大研古乐会模式”也呈现出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它将原先不被众人知晓的纳西音乐，带入到更广的范围中去，使更多人爱好它，吸引着更多人关注它，古乐会通过参与商业活动与文化交流，而符合了时代的需求，使其音乐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有利于纳西音乐的生存与发展。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大研古乐会模式”，纳西音乐是否还会被更多人知晓、是否还会有更好的生存方式与出路就不得而知了。由此可见，音乐不仅于变动中存在，且于适时中存在。

　　综上，笔者认为，少数民族因其历史背景、文化生态、自然环境等因素的特殊性，导致音乐的存在方式并非单一，而是多种维度的存在。首先，音乐与人密切相关，人是音乐存在的重要载体。对于音乐的本质是什么、音乐如何存在等问题的探讨，最终也是对人本质的探讨。音乐存在于人、人的实践活动及人的精神之中，因而音乐首先存在于它的载体之中。其次，世界是运动、变化与发展的，音乐在其中，亦是如此。在历史演变中、经济发展中，音乐的存在也逐渐发生改变。例如传承方式的变化使得音乐原本存在于口头传承之中，逐渐转为在其它传承模式中存在，由此可见音乐在变动中存在。再次，音乐为符合时代需求而在适时中存在，这也有利于音乐在时代中生存与发展。关于音乐的存在方式问题，属于美学的基本问题，历来被众多研究者所关注，上文仅为笔者的鄙薄之见，较为狭隘，有待指正。

　　注释：

　　[1]韩锺恩：《音乐美学的基本问题》，《黄钟》，2009年第2期。

　　[2]李学娟：《音乐究竟在哪里存在？――读<音乐存在方式>一书引发的思考》，《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11月。

　　[3]杨和平：《关于音乐存在方式问题的初步探讨》，《音乐与表演》，1997年2月第一期。

　　[4]陈劲松：《云南民族音乐的保护》，《民族音乐》，2009年11月。

　　[5]杨和平：《关于音乐存在方式问题的初步探讨》，《音乐与表演》，1997年2月第一期。

　　[6]萧梅：《田野的回声（修订版）――音乐人类学笔记》，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2010年3月第一版，第25-96页。 　　[7]摆放在祭坛外围的份肉，由村长指定并分发给各户人家。

　　[8]和丽东：《从人类学视角看纳西族的“和合”思想》，《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11月。

　　[9]杨曦帆：《丽江洞经音乐的多元文化背景与审美风格》，《音乐探索》，2000年3月。

　　[10]牛龙菲：《超越?民族?音乐 有关音乐存在方式之过去?现在?未来》，《交响》，1999年3月。

　　[11]和云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增订本），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第124页。

　　[12]和云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增订本），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第133页。

　　[13]杨民康：《论原生态民歌展示活动的意义和作用――兼谈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几种文化保护与传承模式》，《音乐探索》，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