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体中存在

　　云南省地处中原文化、青藏高原文化以及东南亚文化的边缘地带，加上交通不便，使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因而存在的25个少数民族也得以较好地保存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4]这些民族包括：白族、哈尼族、傣族、佤族、纳西族、独龙族等。这些民族在云南的沃土上生存与发展，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不少各具特色的民间音乐，涉及到民间音乐的各个种类，包括歌曲、舞蹈、器乐、仪式音乐等，具体则包含有我们所熟知的：彝族的“火把节歌”、纳西族的“窝热热”、傣族的“孔雀舞”、纳西族的“白沙细乐”等。这些音乐已然同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以及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音乐是由人创造的，少数民族音乐同样如此。正如杨和平所述[5]，音乐的存在与人是分不开的，对于音乐存在的思考有赖于对音乐本质的探索，而对音乐本质的揭示也即是对人本质的揭示。从而可以得知，音乐的存在有赖于人的存在，“人”即成为音乐存在的前提，也是其存在的重要载体。

　　就音乐种类之一的“仪式音乐”而言。萧梅曾在《寻找传承与变迁中的文化主题――一次纳西祭天仪式的叙事与引申》[6]一文中，详细描述了云南纳西族祭天仪式的过程，分析仪式隐藏的潜在内核。通过阅读可知，作者萧梅所经历的那场祭天仪式历时8个小时左右，过程中主祭不断地吟诵经文以配合仪式过程，当吟诵纳西东巴教经典《崇班绍》时，村民们吹起牛角号，之后在村长带领下开始摆放祭品和分发“福泽肉[7]”，随后男人和女人在白水台歌舞，有一领舞男子边吹葫芦笙边带领大家跳舞。音乐贯穿在仪式之中，成为仪式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仪式中的人们，不论是主祭还是村长，不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在仪式中占有重要地位，离开他们仪式便无法进行。纳西祭天仪式的代代相传，象征着纳西族的血缘繁衍，仪式中更凝聚了纳西人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宗教信仰，而音乐与舞蹈也随着仪式传承下来，在每一次的仪式活动中，通过仪式的开展尤其是仪式中人的参与、人的实践活动，音乐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由此可知音乐存在于人及其行为之中。

　　就音乐的传承方式而言。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往往以口头传承的方式继承。他们不像西方，并没有所谓的“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那里的人们自己创作音乐，音乐似乎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多半自娱自乐地创作，而创作出的音乐也不会记入乐谱，例如总谱之类。他们如此真实的生活在云南这片土地上，自在地抒发着喜怒哀乐的情感，自由的放声歌唱，可以寄情于山水，可以表达思慕之情，可以为祝贺而歌，可以载歌载舞地狂欢，他们用自己的歌声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地处云南的少数民族，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他们较少与外界联系，生活较为单一，经济相对落后，从而与外界的音乐文化交流较少，只能通过代代口头相传的方式来保护本民族的音乐。口头传承离不开历代人民的努力，离不开他们的实践活动，因此传承中的音乐即存在于人与人的实践活动中。即使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也仍旧在延续，现如今传承方式主要靠学校教育，教育亦离不开人的作用，因此音乐仍存在于人与人的实践活动中。

　　此外，音乐的存在不仅同人及其实践活动有关，还有赖于人的思想与信仰。“和合”思想作为云南纳西族人共有的精神，指导着人们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纳西音乐。“和合”即人与人和谐相处、各民族彼此平等、和平共处，它由纳西族古代先民提出，并为纳西族历代后人所实践。[8]其中一个关于纳西音乐的例子便是“洞经音乐”。在“和合”思想的指引下，纳西洞经音乐为人们所创作，并融合了多种文化成分。正如杨曦帆所述[9]，多种文化成分即在本土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包括汉传道佛文化思想、藏传喇嘛教文化思想以及周边民族的文化思想，形成“开放的文化传统”，成为洞经音乐的文化基础。由此可见，纳西“和合”思想指导着纳西人创作出属于纳西风格的音乐，音乐之存在依赖于人们的思想。 　　综上，不论是云南各族人民，还是他们的实践行为，或是他们的精神，都可成为民族音乐存在的载体。其中“人”既是音乐存在的前提，又是其存在的载体，音乐与人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