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伤基调成因比较

　　（一）相同成因分析

　　阅读爱情词，总会体会到或浓或淡的哀愁溢于言表；聆听爱情歌曲，也总会发现各种失恋之痛与相思之苦。不同的时代，相似的感伤基调，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上。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就会发现感伤情怀早已有之，并已烙印在历代文人的头脑中世代相传。

　　首先，从感伤情怀心理建构基础来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和统治地位，即使对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人们也有着本位文化的作用，它要求知识分子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个人价值，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在人生价值实现过程中总会有个人理想化的评判标准与婚姻、家庭、社会的冲突，有个人无力改变现状造成的愁绪。“一切不受阻碍的活动都导致快乐，而一切受到阻碍的活动都导致痛苦。忧郁本身正是欲望受到阻碍或挫折的结果，所以一般都借以痛苦的情调。”[1]144于是文人悲秋，佳人伤春。

　　其次，从文学形式因素来看。词作为抒情文学样式，较少受“文以载道”观念的约束，常用来抒发个人化的幽约情愫。而爱情歌曲更没有正统文学在政治性、思想性方面的束缚，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更便于自由抒发情感。感伤是情感体验的一个层面，往往是复杂、丰富而且深邃的，常与多愁善感相联系，情多所以感人。“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藻。”[2]6沉郁“词之源也”。现代情歌是对宋代爱情词的继承与发展，是它的现代语言版，因而感伤情怀也有着相承性。此外，爱情词与爱情歌曲中的感伤情怀主要体现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中和之美。

　　（二）不同成因分析

　　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从总体上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失意知识分子对自身遭遇、现实人生和时代社会的伤感情绪。其中含有对现实黑暗的怨愤不满，对美好事物的伤悼流连，也含有消极悲观、沉溺于个人哀怨等消极质素。”[3]58首先，宋词生成的宋代社会是我国封建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阶段，两宋时期战乱频繁、内外交困，在不断被动挨打中逐渐走向了灭亡。在这种时代悲剧阴影下，文人为国家民族痛心疾首。其次，宋代科举制度大盛，应试几乎成了每个文人走上仕途的唯一道路。于是一旦科场失利，就产生与实现人生抱负的矛盾，造成了人生的失落感、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幻灭感以及出路难寻的迷茫感。此外，宋代都市经济繁荣，歌楼酒馆林立，文人们有了更多接触色艺俱佳、风情万种的歌妓舞女的机会，可宋代又是一个理学空前强化的时代，于是有了人欲与礼教的矛盾，正统封建家庭不能接纳地位卑微的娼妓的矛盾，更有潦倒文人无法替所爱之人赎身的尴尬境地。除此之外，也有了以感伤为美的审美观念。于是仕途失意如柳永者唱出“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超然如苏轼者也说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人生得意如晏殊者也沉吟“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综合以上原因，宋代爱情词中的感伤基调甚至可视为是宋王朝的悲歌。

　　而透过流行音乐中的爱情歌曲来看现代社会，则有另一番景象。都市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潮涌动。人们享受着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条件时，心灵世界也有着更为激烈的变化。在快节奏的生活速度，让人们疲于奔波，没有时间去体会含情脉脉与刻骨铭心，魂牵梦绕与缠绵悱恻，甚至连爱情所必需的细节也被尽可能地简化了。可越是如此，人们越是渴望美好的爱情。另外，在这个充满商业气息的社会，爱情虽没有像商品一样被买卖，却也难免沾染上世俗的气息，受到各种欲望的冲击，让向往单纯美好爱情的心灵更难堪重负。永恒的爱情恍如隔世，浪漫的故事成为童话中的经典。作为精神寄托的爱情让人忧心忡忡，甚至是危机四伏。渴望美丽的爱情却往往与失落交织，让人感伤，甚至痛彻肺腑。于是陈奕迅唱到：“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张学友也讲述着：“她来听我的演唱会，在二十五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ok，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钟汉良也倾诉着：“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伤我绰绰有余，等待最后一眼最后一遍最后一天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咸咸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