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哈尔滨音乐文化时代特性

　　1.移植性

　　1898年俄罗斯选址哈尔滨为中东铁路的重要交通枢纽为始，后又有三十多个国家的外来移民，使得他们将本国的音乐文化一同带入哈尔滨。还有国内中心地带的大量商人与民工带来的纯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这样看来，近代哈尔滨音乐文化有三个主要的移植渠道和个性表征：俄罗斯与俄罗斯音乐文化，西方与西方音乐文化，中国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这些文化从总体上构成近代哈尔滨城市音乐文化的主干。“九一八”事变后以日本为主体的文化开始移入哈尔滨，又为近代哈尔滨城市音乐文化带来新的要素。由此移民带来新的活力构成了更加多样的哈尔滨音乐特性。

　　2.中介性

　　文化从它的产生地域传播到第二地域，再从第二地域传播到第三地域，原始文化在保持一定的原始特征的同时，也会与第二地域和第三地域的地域文化重组、结合而逐渐发生一些变化，出现一些新的特征，这就是文化传播的中介性效应[6]。在哈尔滨城市文化中，作为主体的是源于西方的文化，但并非是直入的，而是通过俄罗斯和日本作为中介国传入哈尔滨的。因此，哈尔滨的音乐往往不是简单的模仿和照搬西方原有的样式，而是融合了本地特有的民族音乐再加工构成的，这样所产生的音乐文化既传承于西方，又与西方稍有差别。

　　3.交融性

　　两种不同的文化个体在相互碰撞时，二者相互融合，从而产生和谐有机的新的文化个体，这是文化传播的一种交融性特征。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俄罗斯等各国的异域音乐文化和黑龙江以外的中国传统文化竞相杂糅在哈尔滨这个特殊的城市中，其音乐的多变和交相辉映不断推进哈尔滨音乐文化前进。这些特征在今天哈尔滨的城市建设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