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作曲目看古代音乐文化影响的形态

　　文化的标签总是依附于一定的物化或符号化的载体。陈田鹤的作品体裁中，声乐作品占多数，艺术歌曲又是其中最突出的体裁。艺术歌曲的歌词是重要的思想意境依托，运用西乐体裁“艺术歌曲”来展现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最好手段就是以古诗词为歌词，这成为20世纪30年代艺术歌曲创作领域中的重要形式之一。事实上，这一手法早在“五四”时期即已开始，如《满江红》（[宋]岳飞词，杨荫浏配曲）、《木兰辞》（乐府词，白宗魏曲）等[10]，而李叔同等早期新音乐探索者对古韵诗词的眷爱又推动了这一创作意趣的发展。

　　萧友梅、黄自、青主等作为中国近代音乐的先驱在古诗词配乐领域为陈田鹤提供了先导，如萧友梅的《卿云歌》（《尚书》选词），黄自的《花非花》（[唐]白居易）、《点绛唇?赋登楼》（[宋]王灼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宋]辛弃疾词）、《卜算子?黄州定慧寓居作》（[宋]苏轼词），青主的《大江东去》（[宋]苏轼词）、《我住长江头》（[宋]李之仪词）等。此外，像周淑安的《纺纱歌》（[明]裴彼词）等创作也是颇具亮点。陈田鹤的同辈学人，也进行了大量此类探索，如刘雪庵的《春风洛城闻笛》（[唐]李白词）和《红豆词》（[清]曹雪芹词）、江定仙的《何处望神州》（[宋]辛弃疾词）、李维宁的《夜思》（[唐]李白词）、张肖虎的《声声慢》（[宋]李清照词）、冼星海的《别情》（[宋]宫本中词）和《杨柳枝》（[宋]朱希真词）等。这些歌词多选自唐宋大家诗词，词作本身已为民众提供了优美的意境，为作曲家表达古典雅致情怀提供了很好的诗意基础，这种创作成为之后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如以西方先锋音乐技法为特点的谭小麟，就创作有《正气歌》（[宋]文天祥诗摘句）和《彭浪矶》（[宋]朱希真词）等。

　　陈田鹤以古诗词为歌词创作的作品有《如梦令?谁伴明窗独坐》（[宋]向镐词，1931）、《清平乐?春归何处》（[宋]黄庭坚词,1931）、《采桑曲》（古诗,1934）、《个人轻似低飞雁》（[宋]晏几道词,1934）、《枫桥夜泊》（[唐]张继词,1935）、《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北宋]秦观词,1944）、《满江红》（[宋]岳飞词，1943）等。这些作品几乎首首精致，成为当时艺术歌曲中的代表性作品，其中《江城子》已成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所挖掘或延展的古韵之美得到了业界的充分肯定。从陈田鹤的古诗词配乐来看，以诗词本身的意境为基础进而进行个人情感的融入，再进行时代精神的融合，是其作品形式发展之妙。如《采桑曲》以古诗吟诵的语调为基础，将诗作中农家养蚕的恬淡田园风光展现出来，表现了作曲家对诗中生活的赞颂与向往。在句法上，其配乐的结构以原诗为框架布局，多采用“一字一音”的形态，只是在蚕姑之“姑”字上用了六度下行，为突出古韵意境增添了妙趣。而《江城子》从形式上更为自由，不再以“一字一音”为羁绊，乐句之间的呼吸与断连也较为灵活，诗作的抑扬顿挫之味得到发展。《枫桥夜泊》将诗中情境运用音乐的色彩性描绘进行了古朴雅致的风格挖掘，融合了古代文化与近代音乐思想。

　　在其它体裁的作品中，借用古代文化的元素或内容进行新音乐艺术的表现也是新文化运动后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如萧友梅以唐代大曲《霓裳羽衣》为题材而创作的大型管弦乐作品，运用古典大曲《春江花月夜》为素材创作的大型合唱套曲；郑志声以历史人物郑成功为文化素材创作的歌剧《郑成功》；张肖虎创作的歌剧《木兰从军》和交响诗《苏武》；而陈田鹤的业师黄自也创作有以古代文化为素材的清唱剧《长恨歌》，反映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该作以白居易作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长篇叙事诗为内容框架，运用或戏剧或抒情或叙事的手法进行了音乐形式的挖掘。甚至外国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也以中国古代民间说唱本《孟姜女千里寻夫》为剧本、以民歌《孟姜女十二月花名》为音乐素材创作了6幕歌剧《孟姜女》[11]。

　　处于这种背景下的陈田鹤自然会在自己的创作中将古代音乐文化应用于各种音乐体裁。如：运用京剧曲牌为素材发展而成的管弦乐《夜深沉》（1938），从古代细乐形式获得启发而创作的《小五重奏》（1953），运用古琴音乐素材改编而成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广陵散》（1954），以战国时代的历史素材创作的歌剧《荆轲》（1943），以汉代苏武的经历为题材创作的清唱剧《河梁话别》（1942），以古典文学作品为素材创作的《桃花源》等。这些作品除了从文化本身的内涵、意境中展现古典文化的艺术魅力，如《夜深沉》将京剧曲牌的旋律进行了纵深化发展，强化了原作旋律的韵味。《广陵散》将古琴原作的或飘渺或骏劲的旋律进行了强调，还从时代艺术品的要求出发，延展了原作的时代审美需求。歌剧《荆轲》和清唱剧《河梁话别》将身处于抗战时局下的中国民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通过大型音乐体裁多侧面地展现出来。

　　从上述音乐创作中对古代音乐文化展现的形式选择可以看出，陈田鹤在其歌曲中以古典诗词为文本依托，将古代文化中诗意美、意境美用西方艺术歌曲或其它声乐体裁展现出来，作品形式的选择并非简单的拼贴，而是相得益彰的艺术融合，他借助和声、旋律、节奏等西方新音乐技法，其形式和内容较为完美地协同展现了古代音乐文化的艺术魅力。再者，其形式的选择都基于时代艺术创作的需要，将古代音乐文化的挖掘或用于表现精神境界的唯美主义情致，或用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民族危难呼声的文化喻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