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田鹤的音乐生涯分为温州初学和上海深造、温州和济南创业、重庆和北京建业等阶段，其创作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创作带有技法磨练的痕迹，其作品表现出鲜明的对西方传统作曲技术的尝试痕迹，也有部分作品综合运用中外音乐的思维，带有理想主义式的唯美之风[8]，但技法上积极探索，观念上大胆创新；中期以民族“时事”内容的大量引用为表象，其中体现有民族觉醒的意识，其抗战题材中不乏艺术格调高雅的脱俗之作；后期的成熟表现在体裁、题材的多样化综合处理上。他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由衷喜爱，是其成就功业、屹立于乐史的关键所在。
温州永嘉学派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精粹之一，陈田鹤自幼饱受古代文化的熏陶，从叶适(1150―1223)等前贤和永嘉风土华物中找寻艺术营养，甚至家乡精致的茶具及其茶文化也成为其审美思想塑造的源头；他还善于从永嘉当时的舶来音乐艺术中学习音乐。陈家书香门第对中国古代文化极为崇尚，“猫儿戏”越剧在家乡的演出使陈田鹤获得了早期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营养。那时的永嘉已经渗透了“学堂乐歌”的新音乐活动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思想，风琴或钢琴伴奏下的童声深深吸引了陈田鹤，由此触动了他致力于学习音乐的志向。恰逢缪天瑞的“温州私立艺术专科学校”建立，陈田鹤得以进入正式的音乐学习阶段，待打下初步的音乐基础之后，又先后到上海美专和国立音专深造。尤其是在青主夫妇的举荐下，陈田鹤对和声的敏感和创作上的“别出心裁”得到音专黄自、萧友梅的赏识。陈田鹤在专业训练下很快展露才华，1931年，他开始在《乐艺》上发表《谁伴明窗独坐》、《春归何处》、《良夜》等歌曲。《清平乐?春归何处》（黄庭坚词）词作本身所表现出的惜春的失意和惆怅，被他运用和声予以了音乐化展现，其创作缓和了传统和声的功能倾向性，以“中国风格”来强调和声的弱进行，从中国线性思维中探求旋律之于和声的渊源关系[9]。可以看出，中国古典文化曾对陈田鹤的音乐思维和音乐风格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细腻敏感的情感与古代音乐文化的韵味美两相共鸣，而他所追求的唯美心境在借助西方作曲法如和声、旋法等技术后得以立体式展露，从而奠定其艺术歌曲精致、细腻的古典韵致。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陈田鹤回到了温州，他以文化救国的思想创办了《葱笼晨报》副刊――诗刊《山雨》。他用陈庆之的诗《给》谱曲，作品中音乐意境淡素尔雅，钢琴伴奏织体似山泉般晶莹。在局势转缓后，他又到上海开始半工半读。期间，用郭沫若奔放的《牧歌》创作了旋律舒展轻快的艺术歌曲，响应抗战，并受黄自《怎样才可产生吾国音乐》思想的激发，创作了《山中》、《月下雷峰》、《天神他的英雄》（均为徐志摩诗，1934）等早期较有影响力的作品。新诗的韵律和节奏赋予陈田鹤音乐创作的美感体验，其中《山中》运用古代音乐结构原则，将中国艺术的写意手法进行了西方音乐发展思维的拓展，曲调和伴奏优美新奇、简洁含蓄，是当时突出的艺术作品之一。1933-1934年间，他创作有《燕子的歌》、《杜鹃与月》、《望月》、《心花》、《采桑曲》和钢琴曲《序曲》等。其中《采桑曲》以古诗意境为基调，巧用旋律线条，将吟诵中所注重的字调韵律以抑扬顿挫之势表现出来。
1935-1936年间创作的系列儿童歌曲是陈田鹤创作手法和思想转变的过渡阶段。《小鳄鱼》、《采莲谣》、《晨歌》、《樵歌》、《好国民》等，这些儿童歌曲曲调琅琅上口而不乏深刻的教育寓意。其中《采莲谣》（韦瀚章词）以南方五声音调和附加二度、六度的和弦结构较好地诠释了歌词古韵悠然的诗境。1935年的《枫桥夜泊》（张继词）是陈田鹤回上海继续向黄自学习的途中，经过苏州时深有感悟而作，曲调优美清新、伴奏晶莹透亮、诗境与乐境浑然天成，是其古韵与新法紧密结合的典范之作。在随后跟随黄自学习期间，他的作品《我等你一句恩爱的话》将中国传统宫调旋律与西方大小调模进进行了结合。1936年他出版的歌集《回忆集》中收录了8首作品，其中《回忆》、《心花》、《望月》、《秋天的梦》、《雁子》、《牧歌》、《山中》、《给》等是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作品。济南工作期间，陈田鹤创作的作品《怀念曲》、《秋天的梦》表达了他与恋人宗娥深厚的情感，《哀挽》是对他心中的精神导师鲁迅去世的悲叹，《荆轲》是借历史题材针讽时事的悲歌。这些作品主要运用西方大小调的风格写成，精致典雅，极富欧洲浪漫乐派色彩，是其作曲技法娴熟的标志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陈田鹤改变了创作路线和观念。《巷战歌》是他创作的在群众和战士中流传较广的革命战歌，小调性的旋律平易质朴，短促多变的节奏、慷慨悲壮的音乐色彩、鲜明的艺术形象，表现出紧张激烈的战斗气氛。其后的《制寒衣》、《桃花源》（歌剧）等是他进一步表达抗战思想的作品，其中《桃花源》中对陶渊明原作《桃花源》的描绘，表达了老百姓渴望和平的心声。如上这些探索都是他中期创作技术成熟的体现，既能驾驭中西音乐技法为其音乐创作服务，而不断对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追求又使音乐具有高雅的艺术品质。中期音乐创作中对时事加以关注，但没有丢弃优美意境的塑造和对雅致风格的追求，其中古代音乐文化以更为多样的手法展现出来，或以古寓今来表现今人对古代思想的借鉴，或以今喻古来表现古雅的韵味。
上海沦陷后，陈田鹤来到重庆，为应尚能的歌剧《荆轲》中的旋律配器，创作有钢琴曲《血债》、清唱剧《河梁话别》（卢冀野词）等，这是他以古代题材表现新思想的方式之一。1940年出版的《剑声集》是他抗战题材歌曲的集中展示，《巷战》、《制寒衣》、《还我河山》、《满江红》、《民族至上歌》、《空军颂》、《火线下之歌》等8首，是他中期创作的总结歌集之一。为岳飞词《满江红》所做的四部合唱和为秦观词《江城子》所做的艺术歌曲是对人们离乱动荡生活的同情。1944年，他还创作歌剧《后羿射日》、《白蛇传》等大型作品。在重庆青木关音乐院期间，他与黎英海、谢功成等创立的“山歌社”推动了民族音乐的深入发展，其所编配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等8首民歌，意境绮丽、色彩新颖，成为当时代表性的艺术精品。
新中国建立后，陈田鹤于1951年调任北京人艺，从其“周志”计划看，他仍在日常的工作安排中给自己定下了“研究民间音乐”的任务，这期间他担任了歌剧《长征》的配器。调任北京师大后，他创作了大合唱、清唱剧《换天录》、管弦乐《叙事曲》、《森林啊，绿色的海洋》等大量大型作品及电影音乐，这些作品中活泼明快的笔法表现了劳动人民喜获新生的愉悦心情。
从其后期的创作看，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对其影响更加广泛，不仅表现在其创作领域体裁的广泛上，还表现在对古代音乐文化更为灵活多变而深入的发展上。如以古诗词《满江红》、《江城子》为寓意的抗战呼声，以《河梁话别》、《荆轲》等大型作品为体裁的创作，以《在那遥远的地方》等民族音调为主体的色彩性发展等，这些创作思想的成熟正是作曲家受到了古代音乐文化的艺术滋养，是古代音乐文化影响的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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