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传播
清代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就已积极吸收汉族文化，以吸收正统的儒家思想和传统观念为荣，而且吸引了许多土家族读书人走上仕途。改土归流以后，由于经济出现繁荣，土汉文化进一步得到较充分的交流，并相互影响、彼此促进，土家族音乐活动有了与前不同的面貌，比如戏剧由土司宫廷走向了民间，戏曲艺术逐渐兴起，民间歌谣与民间故事反映人们生活及价值观内容的增多，文人诗歌创作空前繁荣等等。汉文化的传播对土家族文化及其音乐活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一）汉文化传播的方式与途径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实施以后，汉族文化以多种方式向土家族地区传播，汉族人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及其文化艺术在土家族地区得到确立。土家族文化吸收了汉族先进文化，其音乐文化在汉族音乐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明显变化，音乐活动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汉文化传播的途径与方式主要表现在：
1.以汉文化为主流的儒家“大一统”思想影响了土家族上层文化
清代雍正朝改土归流所阐发的主要思想就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是儒家创立的政治思想，在改土归流（1727年）以后，国家对土家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加强，经济文化得到发展。清政府鼓励土家族人开垦田地，并招募汉族人来垦种，出现了“改土后人民四集，山皆开垦”[1]的局面。在中央王朝对土家族地区加强政治控制的同时，也对土家族人实行文化控制，采取各种措施，使其接受以汉文化为主流的儒家文化。后来，由于汉人大量涌入土家族地区，儒家文化在土家族地区影响日甚。在改土归流以前的土司统治时期，汉文化就已经流入土家族地区，但是，我们认为，汉文化主要影响的是土家族上层文化，对土家族下层文化影响较小，因为在下层土民百姓之中，人们极力维护与固守其原始文化传统，一直延续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土家族文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两极分化，容易造成土家族文化已经全部汉化的错觉，这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以汉文化为主流的儒家文化对土家族文化的影响偏重于物质文化层面和制度文化层面，而在民俗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影响则不大。无论怎样，改土归流促进了土家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在当时以汉文化为主流的新兴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到了土家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逐渐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2.清政府大兴义学，普及与传播汉文化
改土归流政策实施之初，清政府废除了土司制定的“禁部中夷人不许读书，犯罪至族”和“不许应试”的禁令，推动了土家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其主要标准是设立学校，如设立县学、府学、书院、学官、家塾等。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在湖南永顺设义学三处，保靖四处，桑植三处。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在永顺府设立学府、学暑，建立考棚，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土家族地区，由民间筹资兴办义学，富有家庭“各有私塾”[2]。由于兴办学校，土家族地区出现了“文治日新，人知向学”，不仅富家子弟可以上学，贫困人家子弟同样可以上学。改土归流后，随着土司禁令的废除，各类形式的学校在土家族地区开办，入学人数逐渐增多。据史料记载，秀山县于乾隆元年改土归流，“初因人文未盛，应试童儿并入州学取进。”到乾隆四十年（1778年），时任四川总督福尔康就上疏称“生齿日繁，文风蔚起，现在考试生童约有三百余人，酌济设立专学。”在永顺县，自改土归流以后，“诵读之声不缀，应试之子，不下千余名，人文几同内地。”由于兴办学校，土家族人在学校中普遍接受汉文化教育，这对土家族文化、教育、风俗、艺术等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开科取士制度吸引了土家族读书人走向仕途
清政府在改土归流时期为了给读书人提供考试的便利，在各州县设立考棚，以“土三客二”的录取原则，鼓励其“土童入学”，于是，“土童”踊跃应试。乾隆年间，“永顺虽新辟之地，而汉土子弟读书应试无殊内地”，前往应试者“不下千有余名”[3]。鹤峰州一场考试，应试者437名，长乐（今长阳）县文童285名，与宜昌府童生名额相等[4]。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兴办学校，开科取士，土家族人中具有文化知识的人增多。土家族这批具有文化知识的人在传播汉文化、保存与发展本民族文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4.改土归流后经济的发展导致汉族人口的大量流入，形成了民族融合的高峰期
在土司统治期间，“蛮不出境，汉不入峒”。改土归流后，汉族等各民族人民不断迁入到土家族地区，尤其是农民和商人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生产方式大为改观。由于土家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得汉族人源源不断流入土家族地区，聚居人口成倍增加。如道光《来凤县志》记载：“道光十七年（1837年），来凤县知县丁周，看到改土归流以后，人口逐增，山多田少，良田有限，于是推广外地先进方法――区田法。即将田分成2650区，每隔一区种一棵作物，每次可种作物660棵，区深一尺，用熟粪二升，和土一起伴种，锄草数遍，合理灌溉。”据记载：“鄂西来凤县乾隆元年（1736年）人口为47445人，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人口已达到76572人，24年间增长61.4%。湖南永顺县雍正十年（1733年）人口数为44024人，到乾隆七年（1742年）已达到103836人，10年间增长135.9%”[5]。
（二）汉文化传播的影响
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对土家族文化、经济、教育、风俗及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改土归流以后土家族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土家族文化艺术的交流与繁荣。
1.儒家礼乐制度在土家族地区得到广泛接受
《论语?八佾》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儒家礼乐制度在西周时期基本上得到实行，因为儒家礼乐创始人孔子认为音乐具有强大的治国安邦的教化功能，可以起到巩固封建统治制度的作用。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主张把音乐当做维护统治的一种有力工具，他的《乐记》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儒家礼乐思想对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的礼乐制度是入世的，有些观点人们可以接受，孔子首先提出了“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提出了音乐不能脱离政治，认为音乐是政治的工具。清代改土归流，儒学已经在土家族地区广泛传播，从相关历史文献中得知，土家族义学中“孔庙音乐”已经普及，而且在明代，土家族人就经历了礼乐教化的漫长岁月，把儒家礼乐当成了祖训传承，在“修学宫、振书院、设义学”的社会背景下，促使流传在土家族各地区的汉族儒学礼乐逐渐普及和完善。人们还在接受儒家礼乐的同时，自发购置了礼乐乐器及祭器，儒家礼乐开始在土家族人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
2.土家族文人诗歌创作的繁荣
改土归流以后，土家族地区出现了文人诗歌创作的繁荣。自明代以来，土家族中的一些文人写出了不少诗歌名着，到了田九龄后，土家族诗人层出不穷，其中有田元、田甘霖、田泰斗、田舜年、张之纲等，着有《金潭吟意草笔草》（田元）、《白虎堂诗文集》（田舜年）、《紫芝亭诗集》（张之纲）等。如今，人们从流传下来的容美诗歌中发现，土家族诗歌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还具有较高的美学意蕴。比如诗人彭秋潭在其诗中唱道：“此时下里巴人音，短歌不尽此情深；夜雨潇湘一尊酒，请君试听竹枝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改土归流时土家族社会风情的画面，流露出诗人对乡土的眷恋，作品风格清新、情趣盎然。清代改土归流政策打破了土家族地区长期封闭的状态，土汉文化得到交流，文人书面创作得到繁荣。此时，出现了一批成就较高的文人，如鄂西的彭秋潭，湘西的彭勇行、彭泽铎、龚明钦等，他们创作的诗歌生动、真切，推动了土家族民歌的发展。
3.土家族宗教祭祀的变异
在远古时期，土家族人信仰“万物有灵”，并且崇拜白虎。进入土司时代，人们开始信鬼崇巫，敬奉祖先与八大神，进行多神崇拜。根据史料记载，土人“信鬼巫，病则无医，惟椎牛神，师巫击鼓摇铃，卜竹以祭鬼[6]。考古学家发现，当今酉水流域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地还存在许多土王庙，在保靖县拔毛水坝洞尚存八部大王牌，这些都是土司时期人们崇拜祖先、敬奉土王的见证。改土归流之后，其他民族的宗教如道教、佛教等相继传入土家族地区，出现了许多宗教并存、相互渗透的局面。其实，在改土归流之前，道教、佛教等其他民族宗教已经在土家族地区传播了，关于这些，我们可以依照现存的若干法器与乐器来证明，如道教的法器：如意、宝剑、令旗、镇坛木、钹、木鱼、手铃、大锣、小锣、鼓、磬等，土家族人至今还在使用，同时也为道教音乐在土家族地区传播奠定了基础。土家族原生型宗教因受到佛教影响，逐渐把佛教祭祀的一些程序纳入自己的祭祀范畴，而且慢慢深入到土家族政治、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部分土家族原生型梯玛祭祀、拜神的程式逐渐被儒家礼乐所代替，但替代的并不完全。它们兼容并蓄，一方面保留自己的传统宗教，一方面对汉族礼乐文化极力推崇，此时，土家族进入了文化多元并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4.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淡化
土家族在改土归流前以及在土司统治时期有着独特的风俗习惯，在服饰、婚姻、丧葬、节日、生活方式上有着自己的特色。土司时期，土家族的衣料多为自纺、自织、自染的土布，人们喜爱青蓝色，资料上称其为“溪布”或“洞布”。土家族的青年男女恋爱也比较自由，曾有“同婚为婚，嫁娶背负，男女溷杂”的风俗。土家族人死后，人们要请土老司念经、送葬，“死者环尸哭泣且歌，终日即葬，无丧服。”在自己的节日方面，土家族有“社巴日”、“赶年”、“四月八”、“六月六”等。改土归流后，土家族人的风俗习惯发生了变化，如雍正八年（1730年），永顺知府袁承宠颁布了《详革除土司积弊布告》，在地方官吏“禁”、“革”的强制下，土家族服饰、丧葬等风俗均发生了变化。改土归流后，由于以封建道德为标准，男女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订婚必须以牛、羊、猪、银钱等为聘礼。随着汉文化的普及，以土葬为标志的汉族丧葬文化逐渐取代了火葬、崖葬的土家族丧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