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史学资料时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显着的规律即：西方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史学在研究方法的相异。纵观西方音乐史我认为可以看作是一部作曲家史、一部作品史。“在西方音乐史学家的笔下，通常将具有一致的美学主张与风格特征，运用同样语言与技法规范从事创作的作曲家称为一个乐派，并将其在历史上的兴衰归为一个乐派的时期，如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等”。 由此可见西方音乐史的着作的文本表述，非常强调对作品及其谱本的依赖，特别注重本体及其技术理论的透析。
相对于西方音乐史的这种研究而言，中国音乐史展现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中国没有一个明确的以音乐为史学叙事主体的史学观，也就是并没有一个以明确的风格来作为划分时期的这种方法。而是采用的朝代更迭的分期法，将中国音乐史进行分期。我们不难发现相比较而言，中国的音乐分期法侧重考虑的是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因素对当时音乐形态的影响，诚然社会的变动、民族的融合、时代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音乐形态的变异（使得某种音乐形态进步或消亡）而当我们以这种方式作为分期方法时，发现我们已经严重背离了作为音乐的本体。曾经郭乃安老先生的名言曾在学界引起轰动：“音乐学，请把你的目光投向人”。在这我想说，对于中国的音乐史研究我们请把更多的目光投向音乐本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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