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音乐文献学学科定义与研究对象的讨论
20多年来，围绕音乐文献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等基本问题，来自音乐学和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基于各自的专业视角，给出了不同的阐释。
许勇三先生认为“音乐文献学是以实际音乐作品为出发点，专门对作品与作品之间的风格与技术手法演变作深入研究的一门学科。”李石根先生认为音乐文献学从属于“音乐资料学”，研究对象“主要是指文、史古籍中所记载的一切有关音乐的参考资料。”[6]。伴随着上述观点，一些新的相关概念陆续产生，如“中国音乐文献学”、“古典音乐文献学”、“中国音乐（古代部分）文献学”、“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学”、“中国当代音乐文献学”、“钢琴文献学”、“音乐文献目录学”、“音乐图书馆学”等。
与此同时，图书馆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也积极参与这场研讨。针对许勇三的观点，郭小林经过层层分析指出“如果以实际音乐作品为出发点，以探索作曲手法的继承与发展为目的开展研究活动，其结果，只会建立起一门‘音乐作品分析学’而绝不是音乐文献学。”[7]郭文认为音乐文献学“是以音乐文献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其形态变化，社会流传和整理利用特殊规律，并为开展音乐文献工作提供理论依据的一门专科文献学。”接着从七个方面论述了音乐文献学的研究范围，提出了学科理论建设的总体框架和发展思路。这篇文章随后被摘编在《中国音乐年鉴》1991年卷。在紧接着的另一篇文章中，郭小林对音乐文献进行了历史的、全面的剖析，系统阐述了构成音乐文献的基本要素以及现代常用音乐文献的主要类型[8]。王嘉益认为，郭小林的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澄清了对音乐文献学学科定义的某些误解，理顺了交叉学科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为音乐文献学正了名。他进一步指出，音乐文献学仍处在萌芽的潜在学科阶段[9]。
进入新世纪以来，音乐文献学的研究呈现繁荣的趋势，总结性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代表性的如郭小林的《关于音乐文献学的学科体系的初步构想》，孙晓辉的《音乐文献学的古典与现代》以及陈建华的《20世纪中国音乐文献学研究概述》等。宋显彪在其《音乐文献学的两点思考》一文中认为,由于专业角度不同，这些总结性研究成果的结论也很不相同；同为音乐文献学名称之下，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概念。为此，宋文从“音乐文献学与音乐图书馆学”和“古典音乐文献学与现代音乐文献学”两组概念讨论出发，提出了对音乐文献学较为深入的思考，旨在廓清音乐文献学概念理解的偏差，明确音乐文献学的定义；呼吁研究者们需要“以积极的、科学的、热情的、严谨的态度参与进来，展示各种观点，提供各种思想。在观点和思想的交汇中，完善音乐文献学定义，丰富音乐文献学学科体系。”
基于同样的认识，郭小林在《再论音乐文献学》中再次定义音乐文献学，即“运用普通文献学理论和方法，以音乐文献和音乐文献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其形态演变、社会流传和整理利用特殊规律，并为音乐活动提供文献信息保障的一门专科文献学。”这是一个描述性定义，它概略地列出了音乐文献的研究对象及其变化、流传、整理、利用的动态过程；概括了研究内容和范畴、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该门学科的目的意义、学科性质。这个定义对其多年前的定义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已不再局限于理论音乐文献学的表述方式，而是突出了该学科作为一门为音乐学服务的应用性学科的特点。郭小林的系列研究文论和观点，不仅得到了图书馆学领域的普遍认同，也逐步为音乐学领域所接受。关迪的文章[10]呼应了郭小林的观点，强调音乐文献学在注重音乐文献实体研究、音乐文献工作研究、音乐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还要加上对音乐文献主体“人”的研究，包括对作曲家、演唱演奏家等人的研究。关文进一步指出音乐文献学在音乐学学科中的定位，即音乐文献学是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它既可以作为音乐学下设的一个子学科与其它如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教育学、音乐史学、作曲技术理论等子学科呈并列关系，又可以为这些学科的研究提供服务，因而可看作是从属于音乐学的一门“工具”学科，并且是在音乐学学科中最具有普遍应用价值的基础学科之一。
在上述讨论中，处于学科创建阶段的音乐文献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内容范围等渐趋明朗。但总体来讲，音乐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仍显薄弱，需要研究人员积极、理性地参与，以丰富和完善音乐文献学的理论体系。
（二）关于音乐文献学的学科建设研究
1.音乐文献学的学科建设讨论
音乐文献学概念提出后，学科建设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又一重要问题。王小盾的文章[11][12]，立足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强调了加强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呼吁音乐学界要重视学习如任半塘、王运熙、杨荫浏等前辈们的音乐文献工作经验，加快文献学建设。王文指出，发展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立相关的学术规范，是造就新世纪音乐学高峰的基本条件。郭小林认为，要让音乐文献学由潜学科成为一门显学科，就必须首先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郭文将音乐文献学的学科体系概括为三大概念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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