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一位音乐大家，他的音乐天赋非常好。他多才多艺，自幼喜爱音乐，妙于琴、善于歌、精于箫，不仅懂得音乐的韵律，而且常用音乐表达性情和感受。孔子的《乐》教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人的素质、道德和人格培养上。他十分看重音乐“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将“和谐”看做音乐之美的最高境界。他既看重“乐和”即音乐自身的婉转柔和、雍容典雅、强弱适度、高低和谐；更看重“人和”即琴瑟和谐。他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孔子用音乐治国安民，从而奠定了儒家音乐美学的思想基础，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法宝。
首先，孔子认为音乐是为政治服务的。据《礼记?乐记》记载：“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其极一也。”孔子认为应把礼仪、音乐、政命、刑罚作为统一民心，实现治国安邦的手段运用于社会各领域。“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周礼.地官?大司徒》）通过传承音乐的方法“防万民之情”、巩固阶级统治，实现安邦治国。当孔子听到子游用音乐治理国家时，他满意地微微一笑。“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论语?阳货》）当他的学生颜渊问怎样才能治理国家时，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伎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韶》乐是尽善尽美的，郑乐是淫声。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音乐的形式和内容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谐稳定这个大局。为此，孔子将“家国同构”的思想渗透到《乐》教中，推行“以乐辅礼，治理国家”。崇尚“以政以德”，提倡“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记》）。主张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通过“乐”与“礼”相配合，实现音乐的“中和”价值，使社会生活中各种互相矛盾的事物和谐统一起来。营造人人都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氛围，最终达到声和、心和、人和、政和的目的。实际上，此时的《乐》教已上升到以乐治国的高度。
其次，孔子主张《乐》教应把德育放在首位。推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践行育人为本，技巧在后。他说：“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记.乐情篇》）即在音乐教育中思想道德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修养是首要的，事情完成是次要的。“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孔子将“仁”与“圣”并列，作为德行培养所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其出发点就是树立人的远大理想，培养人的高尚情操，落脚点是提高人的仁爱意识和精神境界。孔子将“仁”作为《乐》教的精髓，以“乐”作为端正人心、提升博爱精神的方式，从而把外在礼的规范性要求和“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通过《乐》教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个人心中，成为一种内在的自觉要求。使受教育者在内心修养、情感意象等方面得到培养和陶冶，这就是孔子《论语?学而》中所讲的“泛爱众而亲仁”。依靠“仁”的“爱人”之道德情感，通过《乐》教将博爱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贯穿人的各种活动中，从而使民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便于统治，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效果。孔子这种对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正是他超越乐师和常人特别的地方。
再次，孔子强调《乐》教具有使人形成完美人格的美育功能。认为要造就理想人格，形成天人合一的境界，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完美品格，最终是要靠“成于乐”完成的。一个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人通过以美怡情和以美启善培养实现，而《乐》教正好承担了这个任务。音乐具有怡情养性、摇荡性情；愉悦心灵、净化情感的作用。通过传承音乐能使人情趣变得高雅起来，人格变得高尚起来，心灵变得美好起来。正如孔子在《乐记》中提到的：“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乐》教正是通过教化，发挥了“兴、观、群、怨”的独特功能，它将“礼”与“乐”融为一体。从而加深了人们对“礼”发自内心的认可，使传承音乐同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人有机结合起来。因此，《乐》教被孔子视为培养和实现“成人”修养不可缺失的内容。即孔子所说：“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感悟孔子《乐》教思想，“和谐”是它的核心。基于音乐教化风俗的社会价值，孔子将道德修养的培养作为《乐》教的重要抓手，作为教育“成人”、完善人格的最终目标。孔子认为音乐能感化人心，并与人的情感互相作用，有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音乐旋律；同样有什么样的音乐旋律，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和情感。坚信一个人的文与质是对立统一的，只有通过音乐教育，才能培养出谦谦君子，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才能造就出更多道德高尚、志向远大、多才多艺，能够担当重任并为国家服务的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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