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使而引发了他的首席乐师的辞职要求和与他的最终决裂——当他回忆到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他内心会作何感想？“我再也不想听到萨尔茨堡，”莫扎特当时在一封信中对他父亲说：“我对大主教恨得发狂。”[14]
当然，几年之后，当巴黎革命爆发，人头滚滚落地的时候，那种侯爵—僧侣的压迫便随之成为过去。在巴黎，人们再也不谈“光荣归于天上的上帝”，更不谈“和平、和平、和平”（在《加冕弥撒曲》中三次特别加以强调），也不再谈“在受他恩宠的人中间实现和平”！“光荣归于上帝”？正是这种令人遗憾地为教会许多代表人物所推行的狂妄的封建权力造成了严重后果：当时在巴黎流行一个口号：“将教士绑上灯柱！”许多人转而反对一切上帝信仰，因为它曾为那些受到上帝垂恩而进行统治的侯爵、大主教和教士充当遮蔽理性之光、使人停留于未成年和不自由状态的工具。无神论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政治纲领！１７９３年１１月１０日，基督教的上帝，那个在整整１２年之前为《加冕弥撒》荣耀称颂的上帝，在巴黎圣母院被赶下圣坛，无神论的理性被宣布为与之对立的神明。现在，光荣归于理性和体现理性的民族主义国家，在祖国的名义下召唤人们坚定地进行民族战争：“前进，祖国的孩子们……”——《马赛曲》代替了《荣耀经》！
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试想一下南美的独裁者或者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教会始终是非社会的、腐败和衰亡的“旧政权”的支柱。然而，我们学会吸取历史教训了么？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非常明白，如果人们今天重新唱起“光荣归于天上的上帝”，这并不意味着在对抗“自由、平等和友爱”，像当年对所有法国教会所进行的指摘那样。今天，如果人们要为在人与人之间实现上帝的和平而努力，也无需反对理性与法律、科学与民主。现实主义人生——基于理性上对上帝的信任——在今天也是可能的。而这不正是《光荣颂》最终所要告诉人们的么？因为莫扎特的《光荣颂》的欢呼声以四分之三拍快节奏向前推进着：“我们赞美你，我们歌颂你，我们向你祈祷，我们将荣誉归于你，我们感激你”，这欢呼在对耶稣，在对世界上一切主人中之唯一的主的呼唤中，恰恰在关于宽恕罪孽和“怜悯我们吧”的地方转入小调，这说明，莫扎特——他１４岁时曾在西斯廷礼拜堂边听边记录了阿勒格利[15]的《怜悯我们吧》一曲的乐谱，因为原谱既不准复制，也绝不出借，否则将受到教会惩罚——与那个世纪的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相反，现实地考虑到了人生的关键层面，即与失误和罪责有关的层面。
Ｇｌｏｒｉａ 荣耀经
Ｇｌｏｒｉａ ｉｎｅｘｃｅｌｓｉｓ Ｄｅｏ 荣耀归于天上的主
ｅｔ ｉｎ ｔｅｒｒａ ｐａｘ 和平属于
ｂｏｍｉｎｉｂｕｓ 他所垂恩的
ｂｏｎａｅ ｖｏｌｕｎｔａｔｉｓ 地上的人。
Ｌａｕｄａｍｕｓ ｔｅ， 我们赞美你，
ｂｅｎｅｄｉｃｉｍｕｓ ｔｅ， 我们歌颂你，
ａｄｏｒａｍｕｓ ｔｅ． 我们向你祈祷，
ｇｌｏｒｉｆｉｃａｍｕｓ ｔｅ． 我们将荣耀归于你。
Ｇｒａｔｉａｓ ａｇｉｍｕｓ ｔｉｂｉ 我们感激你，
ｐｒｏｐｔｅｒ ｍａｇｎａｍ 因为你的主宰
ｇｌｏｒｉａｍ ｔｕａｍ， 无比伟大：
Ｄｏｍｉｎｅ Ｄｅｕｓ， 主和上帝，
Ｒｅｘ ｃａｅｌｅｓｔｉｓ， 天上的王，
Ｄｅｕｓ Ｐａｔｅｒ 上帝和圣父，
ｏｍｎｉｐｏｔｅｎｓ． 宇宙的主宰。
Ｄｏｍｉｎｅ ｆｉｌｉ ｕｎｉｇｅｎｉｔｅ， 主，唯一的儿子，
Ｊｅｓｕ Ｃｈｒｉｓｔｅ， 耶稣基督，
Ｄｏｍｉｎｅ Ｄｅｕｓ， 主和上帝，
Ａｇｎｕｓ Ｄｅｉ， 上帝的羔羊，
Ｆｉｌｉｕｓ Ｐａｔｒｉｓ， 圣父之子，
ｑｕｉ ｔｏｌｌｉｓ 你洗却
ｐｅｃｃａｔａ ｍｕｎｄｉ， 世上的罪——
ｍｉｓｅｒｅｒｅ ｎｏｂｉｓ； 怜悯我们吧；
ｑｕｉ ｔｏｌｌｉｓ 你洗却
ｐｅｃｃａｔａ ｍｕｎｄｉ， 世上的罪——
ｓｕｓｃｉｐｅ ｄｅｐｒｅｃａｔｉｏｎｅｍ
ｎｏｓｔｒａｍ， 接受我们的祈祷吧；
Ｑｕｉ ｓｅｄｅｓ 你端坐在
ａｄ ｄｅｘｔｅｒａｍ Ｐａｔｒｉｓ， 圣父的右侧——
ｍｉｓｅｒｅｒｅ ｎｏｂｉｓ． 怜悯我们吧。
Ｑｕｏｎｉａｍ ｔｏ 因为唯有你
ｓｏｌｕｓＳａｎｃｔｕｓ， 是圣者，
ｔｕ ｓｏｌｕｓ Ｄｏｍｉｎｕｓ， 唯有你是主，
ｔｕ ｓｏｌ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ｕｓ， 唯有你是至高至上者：
Ｊｅｓｕ Ｃｈｒｉｓｔｅ， 耶稣基督，
ｃｕｍ Ｓａｎｃｔｏ Ｓｐｉｒｉｔｕ： 以圣洁之灵
ｉｎ Ｇｌｏｒｉａ Ｄｅｉ ｐａｔｒｉｓ． 敬奉上帝圣父。
Ａｍｅｎ 阿们。
“荣耀归于天上的主，和平、和平、和平属于地上的人。”在莫扎特音乐中，音乐与信仰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呢？莫扎特的庄严弥撒曲并不像巴赫的弥撒曲和康塔塔或者韩德尔的清唱剧那样，它不是信仰的福音，绝对不是。但是相反，它也并非表现主体虔诚的舒伯特风格的音乐。它尤其不同于极力要表白个人心迹的布鲁克纳式的浪漫派音乐。莫扎特这部以包罗万有的音乐语言所谱写的弥撒曲是表达开明的天主教诚笃信仰的作品，这种诚笃信仰对一切宗教狂热深恶痛绝，它所凭靠的似乎理所当然的是对恩宠的坚定信念。可以与之相比的是它在其中上演的明丽悦目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式的教堂。不过，它并非只是一种举行礼拜仪式时演奏的音乐，而完全是（正如哈默驳斥费莱勒时所充分证明的那样）一种礼拜仪式音乐，是“被诠释的礼仪”。莫扎特的诚笃信仰和音乐理想既不同于既往者，也有别于后来者。他为弥撒祝祷词所谱写的曲调以其独具的完美，不仅仅构成了沁人心灵、悦人耳目的礼拜仪式空间，即一种既华丽多彩而又感情洋溢的框架，不仅仅构成了虔诚的节日气氛。绝不止此，这种音乐正是发出乐音声响的庆典礼仪自身，正是使客体、即礼仪的祝祷词发出音乐声响的庆典礼仪自身。总而言之，它是一种诠释祝祷词的礼仪音乐，它以其完美、至纯、尽善使人听到了一点儿那永恒光荣之欢乐的、永恒的天上乐音，即信经曲在结尾所许诺的“未来世界的生活”（ｖｉｔａ ｖｅｎｔｕｒｉ ｓａｅｃｕｌｉ）。
《信经曲》
Ｃｒｅｄｏ ｉｎ ｕｎｕｍ Ｄｅｕｍ， 我们信仰唯一的上帝，
Ｐａｔｒｅｍ ｏｍｎｉｐｏｔｅｎｔｅｍ， 圣父、全能者，
ｆａｃｔｏｒｅｍ 他创造了一切：
ｃａｅｌｉ ｅｔ ｔｅｒｒａｅ， 天和地，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ｕｍ ｏｍｎｉｕｍ 可见的
ｅｔ 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ｕｍ． 和不可见的世界。
Ｅｔ ｉｎ ｕｎｕｍ Ｄｏｍｉｎｕｍ 我们信仰唯一的主，
Ｊｅｓｕｍ Ｃｈｒｉｓｔｕｍ， 耶稣基督，
Ｆｉｌｉｕｍ Ｄｅｉ ｕｎｉｇｅｎｉｔｕｍ， 上帝唯一的儿子，
ｅｔ ｅｘ Ｐａｔｒｅ ｎａｔｕｍ 在一切时间之前
ａｎｔ ｅｏｍｎｉａ ｓａｅｃｕｌａ． 为圣父所生：
Ｄｅｕｍ ｄｅ Ｄｅｏ， 上帝是为上帝、
ｌｕｍｅｎ ｄｅ ｌｕｍｉｎｅ， 光是为光、
Ｄｅｕｍ ｖｅｒｕｍｄｅ Ｄｅｏ ｖｅｒｏ， 真实的上帝是为真实的上帝
ｇｅｎｉｔｕｍ，ｎｏｎ ｆａｃｔｕｍ， 所生的，而不是创造的，
ｃｏｎ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ｅｍ Ｐａｔｒｉ： 他与圣父同一本性；
ｐｅｒ ｑｕｅｍ ｏｍｎｉａ ｆａｃｔａｓｕｎｔ． 通过他一切被创造出来。
Ｑｕｉ ｐｒｏｐｔｅｒ ｎｏｓ ｈｏｍｉｎｅｓ 为了我们人，
ｅｔ ｐｒｏｐｔｅｒ ｎｏｓｔｒａｍｓ ａｌｕｔｅｍ 为了我们得救，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ｔ ｄｅ ｃａｅｌｉｓ． 他从天上降临，
Ｅｔ ｉｎｃａｔｎａｔｕｓ ｅｓｔ 通过圣灵
ｄ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 Ｓａｎｃｔｏ 从童贞玛利亚
ｅｘ Ｍａｒｉａ Ｖｉｒｇｉｎｅ， 他获得肉身，
ｅｔ ｈｏｍｏ ｆａｃｔｕｓ ｅｓｌ． 他成为人。
Ｃｒｕｃｉｆｉｘｕｓ ｅｔｉａｍ ｐｒｏ ｎｏｂｉｓ 他为我们被钉上
ｓｕｂ Ｐｏｎｔｉｏ Ｐｉｌａｔｏ； 彼拉多立的十字架，
ｐａｓｓｕｓ 他为我们受难
ｅｔ ｓｅｐｕｌｔｕｓ ｅｓｔ． 被掩埋入土。
Ｅｔ ｒｅｓｕｒｒｅｘｉｔ ｔｅｒｔｉａ ｄｉｅ， 据《圣经》记载，
ｓｅｃｕｎｄｕｍ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ａｓ， 他死后三天复活
ｅｔ ａｓｃｅｎｃｉｔ 高高升腾
ｉｎ ｃａｅｌｕｍ， 升上天空。
ｓｅｄｅｔ ａｄ ｄｅｘｔｅｒａｍ Ｐａｔｒｉｓ． 他端坐在圣父右侧，
Ｅｔ ｉｔｅｒｕｍ ｖｅｎｔｕｒｕｓ ｅｓｔ 他还将再次
ｃｕｍ Ｇｌｏｒｉａ， 披着上天的光辉降临，
ｉｕｄｉｃａｒｅ ｖｉｖｏｓ 审判生者
ｅｔ ｍｏｒｔｕｏｓ， 与死者；
ｃｕｉｕｓ ｒｅｇｎｉ 他的统治
ｎｏｎｅ ｒｉｔ ｆｉｎｉｓ 将永无尽头。
Ｅｔ 我们信仰
ｉ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ｍ Ｓａｎｃｔｕｍ， 那圣灵，
Ｄｏｍｉｎｕｍ ｅｔ ｖｉｒ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ｍ： 圣灵是主，它赋予生命，
ｑｕｉ ｅｘ Ｐａｔｒｅ 圣灵从圣父
Ｆｉｌｉｏｑｕｅ ｐｒｏｃｅｄｉｔ． 和圣子身上走出，
Ｑｕｉ ｃｕｍ Ｐａｔｒｅ 又与圣父
Ｅｔ Ｆｉｌｉｏ 和圣子一起
ｓｉｍｕｌ ａｄｏｒａｔｕｒ 接受祈祷
ｅｔ ｃｏｎｇｌｏｒｉｆｉｃａｔｕｒ 垂听光荣颂歌，
ｑｕｉ ｌｏｃｕｔｕｓ ｅｓｔ 圣灵通过先知
ｐｅｒ ｐｒｏｂｈｅｔａｓ． 和唯一圣洁的、
Ｅｔ ｕｎａｍ，ｓａｎｃｔａｍ， 天主教的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ａｍ 和圣徒的教会
ｅｔ 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ｃａｍ 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ｍ． 对我们讲话。
Ｃｏｎｆｉｔｅｏｒ ｕｎｕｍ ｂａｐｔｉｓｍａ 我们信奉这唯一的
ｉｎ 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ｍ ｐｅｃｃａｔｏｒｕｍ． 宽恕罪孽的洗礼。
Ｅｔ ｅｘｅｐｅｃｔｏ 我们期待着
ｒｅ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ｅｍ ｍｏｒｔｕｏ－ｒｕｍ， 死者的复活
ｅｔ ｖｉｔａｍ 和未来世界的
ｖｅｎｔｕｒｉ ｓａｅｃｕｌｉ． 生活。
Ａｍｅｎ． 阿们。
《信经曲》，即最初用于洗礼时的信仰表白，最早（以尼西亚公会议和君士但丁堡公会议[16]所确定的基本形式）来自东方礼仪，首先被引入西班牙和法兰克地区的弥撒，继之于１０００年以后为罗马教会弥撒所采用。自此以后，它便属于星期天和节日礼拜内容之一。从音乐上看，《信经曲》不同于《荣耀经》，它不是一首颂歌，而是一种信仰表白。
所以，《信经曲》在《加冕弥撒》中以对唯一上帝的强有力的信仰表白开始，这种信仰表白在结尾和中间又夸张地以阿们结尾赋格曲式重现。在这一首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的歌曲中，渲染隆重节日气氛与抒发情感的乐段对比强烈而又和谐地互相与轮番出现。莫扎特是这样一位音乐家，他——用格里尔帕泽的一个着名警句来说——“既从无不及，也绝不过分，他始终刚好达到，而又从不跨越他的目标”。然而在这里，他这个天生的戏剧家在配曲时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加考虑到歌词结构，即全文以三位一体的形式通过三部分展开：
首先是对全能的上帝和圣父——天地的创造者——的信仰表白。然后是对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圣子和成为人者、被钉上十字架者和复活者——的信仰表白。最后是对赋予生命的圣灵的信仰表白。这一出神戏剧中的唯一的间歇——非常富于感染力，通过一段单独的四重唱加以强调——是道成肉身的福音：“他成为人”。这个福音突然出人意料地在“被钉上十字架”这个强有力的合唱乐句转入低沉的小调，接着便以欢乐的Ｃ大调宣告复活福音。
可见，处于——柔美地、近乎畏怯地谱成的——《信经曲》之中心和转折点上的是成为人的上帝之子的福音。在莫扎特看来，对作为上帝之子的耶稣的信仰无疑并非神学问题。不过，这在今天还适用吗？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对于许许多多人而言——包括仔细听莫扎特的《信经曲》的人们——要相信耶稣即成为人身的上帝之子，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听起来近乎意识形态宣传，这听起来太像幻像和投影了。
费尔巴赫（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这位将法国启蒙运动极端化了的前神学家[17]，在１９世纪中叶不是曾经断然指出过在成为人的上帝之子的信仰背后所隐蔽着的东西吗？他说，这无非是对成为上帝的人的信仰！基督徒与现代资产者之间的历史性冲突在作曲家莫扎特个案上尚未对他的诚笃信仰造成致命的伤害。但在两代人之后的费尔巴赫身上，这场冲突却以无神论，以貌似真实的人文主义的无神论告终。１９世纪为许多人所接受的“费尔巴赫信经曲”是：取代上帝信仰者是对人的信仰，取代对上帝之成为人的信仰者是对人之成为上帝的信仰。上帝概念并非别的什么，而是人性的投影反射；而神性无非是投影于彼岸的普遍人性。于是，费尔巴赫所看见的未来便是：“非信仰取代信仰，理性取代圣经，政治取代宗教和教会，地取代天，劳动取代祈祷，物质困窘取代地狱，人取代基督徒。”
当我们今天听基督教《信经曲》时，必须牢牢记住：今天，任何信仰都不可能避开宗教批判。任何信仰都将径直面对投射嫌疑问题。一切信仰无不直接将宗教批判的工具转用
到自己本身。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今天却知道，当前将一切价值重新估价的作法并没有保护人免除非人性和野蛮，“基督教灭亡”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所谓投射论证似乎也已经被识破，因为我的投影，即我与一切人的信仰、希望和爱相联系的投影，实际上却可能与某种完全现实的东西，与上帝的现实是一致的。费尔巴赫之流的启蒙性的乐观主义，即认为关于上帝投影的分析将使上帝信仰本身随之消失，在今天看来其本身便是幻想。“我们信仰唯一的上帝”（Ｃｒｅｄｏ ｉｎ ｕｎｕｍ Ｄｅｕｍ）。
然而，任何神学家在今天却又不可不注意到，在这首《信经曲》中，几乎没有哪一个词——从“上帝”一词开始一直到关于“下地狱”、“升天堂”和“永恒的生”的段落——不需要译解成今天的思想和今天的语言。当然，这一切都是神圣化了的礼仪文词，不应被摒弃。只是每个词都要求重新理解而已。
《圣哉经》
上述原则则不仅适用于《信经曲》，而且也适用于罗马教会弥撒序列中的第四个构成成分，即《圣哉经》。《圣哉经》包含着《圣经》所有篇章中最古老和最庄严的篇章，这是先知以赛亚在他受召唤的想象中所听到天使撒拉弗“三呼圣哉”的声音（《旧约．以赛亚书》６∶３）：“圣哉，圣哉，圣哉……”莫扎特完全让一个合唱，即共体，唱出“圣哉”。《圣哉经》（Ｄａｓ Ｓａｎｃｔｕｓ）、《三呼圣哉》或者《三圣颂》（Ｔｒｉｓｈａ－－ｇｉｏｎ）可能是从犹太教的祈祷礼拜（Ｑｅｄｏｓｃｈａ）演化而来的，很早便被纳入教会的祈祷仪式之中。自５世纪以来，它以序幕形式结束圣体礼大弥撒的第一部分。
关于为适应今天情况而重新进行解释的必要性，从“主、上帝、万军统帅”（Ｄｏｍｉｎｕｓ Ｄｅｕｓ Ｓａｂａｏｔｈ）的德文新译名便可得到证明。现在，不再译为“万军的上帝”，而是“全权全能的主”。这个三次被呼为圣者的上帝，对于旧约中的先知而言是不可见的。按照《以赛亚书》的记载，只有他穿的长袍的边角在神殿里被人看见过。年轻的基督徒不再念念不忘（当时已遭破坏的）耶路撒冷神殿和那里的至圣者，而是面对宇宙，因为宇宙作为整体证明了上帝之不可侵犯的威严。重要的是：上帝之隐而不露的神圣性应该被揭示出来，而且应从他显现于世界上的崇高形象着手。所以，歌词说：“天地都充盈着你的崇高形象。”
有哪个作曲家不会以强有力的合唱和乐队的全奏赋予这句话一个热情洋溢的音乐造型呢？因为这是弥撒中最庄严的时刻，紧接着便是宣告圣餐开始：“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上帝的崇高威仪无比伟大，超越时空，光芒四射，照耀整个创造物，他被膜拜着，被以古老的欢呼声“和撒那”[18]、“天上的和撒那”歌颂着、赞美着。在莫扎特的配曲中，这是一段雄浑的“庄严行板”，其断音节奏颇与《主颂》相近。然而，这是对“上帝威仪”的信仰吗？这在今天还可能吗？
诚然，受过洗礼的犹太人马克思[19]，这位在宗教批判方面堪为费尔巴赫的最重要门生的人，也熟悉《三圣颂》。但是，他不再认为天地上充盈着上帝的威严。相反，他却宣称，费尔巴赫所进行的宗教批判必将导致对社会矛盾的批判，而最终将发生实际的革命：“天的批判”必将变成“地的批判”，“宗教批判”必将变成“法的批判”，“神学批判”必将变成“政治批判”。宗教——包括它蛊惑性的音乐形式——是“人民的鸦片”。而且还不止此，现在应从深层响起嘹亮的革命号角以取代“天上的和撒那”：“宗教批判将以建立下述学说告终：人对于人是最高的存在，这是推翻一切使人遭践踏、受奴役、被冷落、可任意贬抑的关系的绝对律令。”
是的，宗教在过去往往是人民的鸦片，即便音乐——不仅进行曲，还有教堂音乐——也可能起昏迷、麻醉、蛊惑作用。许多基督徒处于一种危险之中：他们耽于音乐的庄严气
氛而使自身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他们沉迷于音乐所产生的宗教感情世界，以致不再关注时代所提出的实际问题。宗教与音乐都在起人民鸦片的作用。人们当不会不注意到：即便教会各级组织也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以庄严的弥撒自我陶醉，将上帝恩赐的胜利喜悦与自己的胜利喜悦混为一谈。
不过，我们也有相反的体验：不仅宗教，而且革命也可能成为人民的鸦片，后者也往往从音乐得到支持。马克思的反宗教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并没有给我们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
族带来人间天国。所以，今天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疑惑：一旦天空阴暗下来，地面上的人果真会生活得更好吗？现代伟大的意识形态，不论是追求社会革命进步的，还是追求进化—技术进步的，作为准宗教都每况愈下。一些人终于开始理解，“伟大的上帝，我们赞美你”这首歌与其唱给永恒、全能、全知的进步上帝，不如献给那真正的上帝，那全权全能的主：他，那三呼、万呼之为圣者！
ｓａｎｃｔｕｓ，ｓａｎｃｔｕｓ， 圣哉，圣哉，圣哉！
Ｓａｎｃｔｕｓ：
ＤｏｍｉｎｕｓＤｅｕｓ 上帝，
Ｓａｂａｏｔｈ． 全权全能的主。
Ｐｌｅｎｉ ｓｕｎｔ ｃａｅｌｉ 天和地
ｅｔ ｔｅｒｒａ 都充盈着
ｇｌｏｒｉａ ｔｕａ 你的崇高形象。
Ｈｏｓａｎｎａ ｉｎ ｅｘｃｅｌｓｉｓ． 天上的和撒那。
当然，这完全取决于，这个真正的上帝不再戴着新封建主义，或者专制主义的世俗或宗教权威的虚伪面具出现在人的面前，而是展示他对人挚爱的本来面貌。根据《新约》的
记载他是通过拿撒勒的耶稣来展示他这个对人友善的真实面貌的，耶稣以其本质和言行表明自己是上帝的形象。上帝之言变成为人的形象。受膏者、弥赛亚以上帝之名降临。“赞颂那以主之名降临者”（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 ｑｕｉ ｖｅｎｉｔ ｉｎ ｎｏｍｉｎｅ Ｄｏｍｉｎｉ）。
《祝福歌》（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自５世纪以来便普遍用于礼拜仪式之中，它与《圣哉经》原本是一体的，后来只是出于礼拜程序的原因又被分开。但是，自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提出礼仪改革以来，它们又尽可能地作为互相连贯的颂词被诵读或者歌唱。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和为他所指派者是共属一体的。凡认识圣子者，也认识圣父。莫扎特将这首对弥赛亚的赞歌谱写成一个美妙轻柔、自然洒脱和细腻圆润的小快板单独四重唱，将这受赞颂者之对人的友善和受人的爱戴表达得恰到好处、完美无比。《祝福歌》结尾的“和撒那”——为了从音乐上强调与《圣哉经》的统一在这里重又出现——也是献给那个以主的名义降临者的。关于降临者的单独四重唱甚至可以再一次中断强有力的和撒那合唱。
对于我们听到的这一切还可能提出什么问题吗？谁如果从结构上考虑如此周详，布局如此合理并能够将颂词轻而易举地谱成音乐，谁便理解其中的神学内涵。是的，对他而言，教堂音乐绝不仅仅是“履约义务”，而是“心灵事业”[20]。正是由于莫扎特音乐这种表现力丰富的宗教内涵，所以它今天仍然在我们的礼拜仪式中演唱——这不同于那种受到喝采的同一个世纪产生的意大利教堂音乐，不同于那些伟大的那不勒斯人、尤其是斯卡拉蒂的弥撒曲。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人的音乐像莫扎特音乐那样历经沧桑至今仍能激起我们的艺术—音乐和礼仪—宗教的情感。他的宗教音乐表现了一种“天上的欢乐深层”。
当然，人们会发现《祝福歌》并没有提到受难的和死去的基督。但是，这首节奏鲜明而优美的欢乐歌曲绝不是纵情的。莫扎特的性格既不是“平和的”，亦非“超常的”，他是音乐实践的天才，他绝不可能像后来的那个牧师之子尼采以全副激情所作的那样[21]将放纵的酒神与被钉上十字架者互相对立起来；尼采在青年时代就不知道有个待人友善的上帝。在尼采的酒神狂诗和他对敌视生活、高度道德化、怀有忌妒心的刽子手上帝的欲爱又恨的心理背后，有着他与现实中的基督教交往的痛苦经验。与这种基督教的基督相比，他认为他自己宁可与那个沉于无底苦难深渊而又重新复活并以此解释生活和全部矛盾的酒神上帝认同。
事实上，假定上帝只是生活的对立概念；假定虚构出“彼岸”概念只是为了否定此一尘世世界的价值；假定灵魂或者精神概念只是用来鄙视躯体，而“灵魂的得救”只能在一
个往复于忏悔痉挛与解脱歇斯底里之间的怪圈中达到；假定自我毁灭成为价值标志、成为“义务”、成为“神圣”、成为人身上的“神性”；最后假定在“善良人”这个概念中最后只是偏袒懦夫、失败者、因自己本身而受难者以反对强者、肯定此世者，对未来怀有信念者、未来有保障者，——假定所有这一切是基督教的道德和教义，那么人们自然必定与“酒神”认同而反对“十字架上的受刑者”了。假定是这样，人们便不再成其为基督徒，而只是反基督徒了。
但是，尽管现实存在着的基督教表现出种种自相矛盾的情况，然而从历史上真实的耶稣方面看，情况却又并非如此。“看啦，这个人！?（Ｅｃｃｅ Ｈｏｍｏ！）[22]从此一人的角度看，可以说：没有无人之存在的基督徒之存在，没有以人之存在为代价的基督徒之存在，没有与人之存在并列、高于或低于人之存在的基督徒之存在，基督徒之存在即激进的、真正具有人性的人之存在。这便是在《赞歌》的光芒照射下所可能实现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拯救者上帝显出友善与挚爱”（《新约．提多书》）３：４）。是的，赞颂那以主之名降临者。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 赞颂那
ｑｕｉ ｖｅｎｉｔ 以主之名
ｉｎ ｎｏｍｉｎｅ Ｄｏｍｉｎｉ． 降临者。
Ｈｏｓａｎｎａ ｉｎ ｅｘｃｅｌｓｉｓ．天上的和撒那。
然而，属于人者还有负面经验，这就是说，不仅有受难、疾病、死亡，而且还有过失和罪。与过失和罪相联系的则是“洗却世上的罪”的象征，那代人受难的“上帝的羔羊”——像代人受难的上帝奴仆一样，这对耶稣也是一个庄严称号。所以，紧接《赞歌》之后，理所当然地便开始祈求呼唤：《上帝的羔羊》。
《羔羊经》
Ａｇｎｕｓ Ｄｅｉ， 上帝的羔羊，
ｑｕｉ ｔｏｌｌｉｓ 你洗却
ｐｅｃｃａｔａ ｍｕｎｄｉ： 世上的罪：
ｍｉｓｅｒｅｒｅ ｎｏｂｉｓ． 怜悯我们吧。
Ａｇｎｕｓ Ｄｅｉ， 上帝的羔羊，
ｑｕｉ ｔｏｌｌｉｓ 你洗却
ｐｅｃｃａｔａ ｍｕｎｄｉ： 世上的罪：
ｍｉｓｅｒｅｒｅ ｎｏｂｉｓ． 怜悯我们吧。
Ａｇｎｕｓ Ｄｅｉ， 上帝的羔羊，
ｑｕｉ ｔｏｌｌｉｓ 你洗却
ｐｅｃｃａｔａ ｍｕｎｄｉ： 世上的罪：
ｄｏｎａ ｎｏｂｉｓ ｐａｃｅｍ． 赐予我们和平。
对于基督羔羊的颂歌也是来自东方礼仪，大约在７世纪被引入罗马教会礼仪。最初，它是在持续较长时间的圣体礼，为信徒擘分圣饼的过程中作为连祷文歌唱的：牺牲的羔羊象征主的躯体，即为我们擘开，分赠给我们的主的圣体。这两个伟大的形象都指主的受难和死。现在，在圣体礼中连续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烈地呼喊施洗约翰在看见耶稣向自己走来时说的话：“看哪，那洗却世上的罪之上帝的羔羊！（《新约．约翰福音》１∶２９）
天主教徒在说“上帝的羔羊”时是什么感受，莫扎特在当时的莱比锡托马斯合唱队队长家中曾表示，这是新教徒所不可能理解的。他也许是对的。[23]在这首弥撒歌曲的祈求和代人祈祷中，至少没有呼唤任何一个圣者，甚至没有呼唤玛利亚作为中介者，而是只呼唤唯一一个圣者，即上帝的弥赛亚、上帝的羔羊：“主，怜悯我们吧！”在这里，“怜悯我们吧”两次出现，莫扎特一反通常的音乐传统，不是让独唱与合唱相互交替，而是让高音单独演唱，这里采用的是美声唱法，它在中音、次中音和低音结束时方才自然地转入尾声的全体合唱。这一点也足以证明，莫扎特不仅是独立自由的，而且也是具有神学敏感的音乐家。祈求怜悯最初由一个领唱——以一种发自内心稍慢的行板形式。一个人站在上帝之前祈求怜悯，接着合唱便汇合进来。
最后，节奏和速度的转换也是很引人注目的。人民的一致请求是以速度逐渐加快的行板表现的：“赐予我们和平！”我们根据传说知道，早在１２８１年，在萨尔茨堡举行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就附加规定了这一特别的要求和平的祈祷：“主，赐予我们和平！”但在莫扎特的配曲中，这一祈求成为表示信任和感激的、令人感到安慰和鼓舞的欢呼：“赐予我们和平，是的，主，你将给予、你将赐予我们和平、解救和幸福。”
这一切无疑都证明，莫扎特的宗教音乐是不带神学反思的、音乐性的札仪。如果说莫扎特这位创意和严谨乐曲的大师在他的音乐中也可能从神学上表达出某种特殊的东西，甚
至某种真正普世教会思想的话，这便是对于生活的一切负面烘托以信任气氛，便是对得救怀有坚定信念的、大写的“肯定”。对此，特别喜爱莫扎特的弥撒曲的，并称在伊文斯通世界教会理事会全体会议上曾演出《加冕弥撒》的新教神学家巴特是如此表述的：“这是他的音乐所固有的激动人又安抚人的性质：它显然来自这样一个高层面，从此一高层面上（人们在那里会认知一切！）同时观察到了此在的右侧与左侧，即欢乐与悲痛、善与恶、生与死的现实及其局限。”[24]
生与死：１７８７年４月４日，仅仅在他过早离世的前四年，３１岁的莫扎特在给他病势垂危的父亲写的信中谈到他也曾对他的朋友说过的话：“……我每天上床前都要思忖再三，也许我——尽管我如此年轻——第二天将不复存在，所有那些认识我的人中不致有哪一个人会说，我在与人交往中怏然不悦或者心情悲伤。为了这一种幸福感，我永远感激我的创造者并由衷地祝愿我周围的每个人都能得到这种幸福感。”[25]
注释：
[1]关于莫扎特的教堂音乐，参阅：费莱勒（Ｋ．Ｇ．Ｆｅｌｌｅｒｅｒ）：《莫扎特的教堂音乐》，Ｓａｌｚｂｕｒｇ１９５５；盖林格（Ｇ．Ｇｅｉｒｉｎｇｅｒ）：《教堂音乐》，载：兰顿（Ｈ．Ｃ．Ｒ．Ｌａｎｄｏｎ）和米彻尔（Ｄ．Ｍｉｔｃｈｅｒ）编：《莫扎特音乐手册》，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５６，第３６４－３７６页；陶舍特（Ｒ．Ｔｅｕｓｃｈｅｒｔ）：《莫扎特与教会》载：内特（Ｐ．Ｎｅｔｔｌ）：《莫扎特》，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１９５５，第６７－７９页；塞恩（Ｗ．Ｓｅｎｎ）：《莫扎特》，第一辑：《宗教歌曲》，Ｋａｓｓｅｌ１９７５。
[2]关于莫扎特的萨尔茨堡时代，参阅辛特麦耶（Ｅ．Ｈｉｎｔｅｒｍａｉｅｒ）：《１７００－１８０６年的萨尔茨堡宫廷乐队——组织和人员》，Ｓａｌｚｂｕｒｇ１９７２）；荷尔博克（Ｆ．ＨｏAｌｂｏAｃｋ）：《莫扎特——萨尔茨堡大教堂管风琴师和他与天主教会的关系》，Ｓｔｅｉｎａ．Ｒｈ．１９７８；施密特（Ｍ．Ｈ．Ｓｄｉｍｉｅｄ）：《莫扎特和萨尔茨堡传统》，Ｔｕｔｚｉｎｇ１９７６；斯坦内克（Ｃ．Ｆ．Ｖ．Ｓｔｅｒｎｅｃｋ）：《试论莫扎特——他在萨尔茨堡的朋友圈》，Ｓａｌｚｂｕｒｇ１８９６。
[3]参阅马丁（Ｆ．Ｍａｒｔｉｎ）：《科洛雷多伯爵（１７７２—１８０３）》，载他的着作：《巴洛克时代（１５７８—１８１２）的萨尔茨堡的侯爵》，１９５２，第２２５－２５６页。
[4]莫扎特：１７７６年４月４日致马蒂尼的信，载：《书信集》卷一，第５３３页。
[5]穆夫提（Ｍｕｆｔｉ）：伊斯兰法典解释者。——译者
[6]莫扎特：１７７７年９月２３日致父亲的信，载：《书信集》卷三，第７页。
[7]关于罗马天主教弥撒礼规之不同成分的历史解释，参阅容格曼（Ｊ．Ａ．Ｊｕｎｇｍａｎｎ）：《庄严弥撒—罗马天主教弥撒之沿革》，Ｗｉｅｎ１９４９。
[8]哈默（Ｋ．Ｈａｍｍｅｒ）：《莫扎特——一种神学解释。论神学人类学》，ＺｕAｒｉｃｈ１９６４，第３５５页。
[9]格里高利圣歌（ＧｒｅｇｏｒｉａｎｉｓｃｈｅｒＧｅｓａｎｇ）、格里高利齐唱圣歌（ＧｒｅｇｏｒｉａｎｉｓｃｈｅｒＣｈｏｒａｌ）：拉丁罗马教会礼仪圣歌，单
音部无伴奏独唱或合唱演出。据称为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Ｇｒｅ－ｇｏｒⅠ，５４０—６０４）主持编订。帕列斯特里那（Ｇ．Ｐ．ｄａＰａｌｅｓｔｒｉ－ｎａ，１５２５—１５９４），集中世纪罗马天主教音乐之大成的音乐家。其作品多为中世纪教会调式和复调无伴奏合唱形式。——译者
[10]凯齐利亚（Ｃａｅｃｉｌｉａ），罗马教会殉道圣女，死于２３０年。自１５世纪以来被奉为教堂音乐保护神。——译者
[11]转引自费莱勒，第１１页。
[12]胡克（Ｈ．Ｈｕｃｋｅ）：《教堂音乐》，载：《音乐大辞典》ＦｒｅｉｂｕｒBｇ１９８１，卷四，第３３９－３４４页。
[13]哈默，第１２４页。
[14]莫扎特：１７８１年５月９日从维也纳致父亲的信，载：《书信集》卷三，第１１２页。
[15]阿勒格利（Ｇ．Ａｌｌｅｇｒｉ，１５８２－１６５２），意大利作曲家。他创作的《怜悯我吧》（“Ｍｉｓｅｒｅｒｅ”）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西斯廷礼拜堂（教皇西斯图四世〔ＳｉｘｔｕｓⅣ〕在位时在梵蒂冈内修建的小教堂）举行耶稣受难纪念活动时最常演出的节目。——译者
[16]尼西亚公会议，指在小亚细亚尼西亚城（ＮｉｚａAａ）举行的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共有两次，第一次在公元３２５年。会议确定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强调圣子和圣父本体同一。会议以此为内容编订《尼西亚信经》。这正是这里所引的《信经曲》的内容。可见作者指的是这次会议，而不是公元７８７年举行的第二次会议。
君士但丁堡公会议：在君士但丁堡举行的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共有四次，第一次会议在公元３８１年，会议确认《尼西亚信经》并载入圣灵与圣父、圣子同样具有神性的内容，从本书上下文看，作者指的是这次公会议。——译者
[17]参阅拙着：《上帝存在吗？》：“上帝——人的投射？——论费尔巴赫”。
[18]“和撒那”（Ｈｏｓｉｓｎａ），来自希伯来文，为对进入耶路撒冷的耶稣表示欢呼的呼喊声。——译者
[19]拙着，《上帝存在吗？》，ｋａｐ．ＣⅡ：上帝——一种受利益制约的慰藉？——论马克思。
[20]费莱勒，第１０页。
[21]参阅拙着《上帝存在吗？》ＤⅠ：虚无主义的兴起——论尼采。
[22]ＥｃｃｅＨｏｍｏ：语出《新约．约翰福音》，第１９章第５节。这是下令将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在向人们介绍受到鞭挞、头戴着荆棘王冠的耶稣时讲的一句话。——译者
[23] 关于这句话的解释，参阅上文“论题二：宗教的？”。
[24] 巴特：《莫扎特》，第２２页
[25] 莫扎特：１７８７年４月４日从维也纳致父亲的信，载：《书信集》卷四，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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