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姐鼓》中,记忆、思念和寻找,很自然地被编织在有序的时间链条上,先后展开。记忆产生于阿姐离家前,思念开始于阿姐离家后,寻找则是"我"长到阿姐那样大之后。这个顺序,不仅展现了三者之间先后承续关系,而且展现它们的因果关系。但是,因为前提的虚无,即"我"对阿姐的记忆就是无记忆,是记忆的丧失,这个线性的时间关系缺少内在联系,而必然破裂,并且无结果。因此,《阿姐鼓》的时间展现了一种异变的时间逻辑:记忆的丧失和无边的思念,意味着时间的断裂;冥顽的寻找则把破碎的时间纳入无意义的循环。这种时间逻辑,是由多次变调和转调中被加长的过渡来表现的。也就是说,由于过度的曲调切换,音乐与叙事的统一体被解除了,音乐不再是对叙事的表现或补充,而是对叙事的割裂:可以无限循环的割裂。反之,也可以说,无历史联系性的叙事本身只能是相互无关联的片断,同样无关联的音乐片断则是胶合它们的粘剂。
90年代文化的时间性,正表现出这种无整体性关联的片断化和片断的无意义重复。因为,失去了记忆,也就是说,从历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寻找被赋予无限性而绝对化了。寻找的绝对化表现为,不仅寻找原则上解除了先在的制约(原则上一切都是可以的),而且寻找在根本上不再有任何既定的方向。在这种绝对化中,寻找成为真正的个人行为,而且是面对世界无限性的个人行为。在80年代的潮流涌动之中,追随或者反对,人们总是围绕某个或某类主题而动;因此,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转进90年代之后,整个文化失去了基本主题,仿佛是一次盛大的夜宴之后,满街散游着兴尽寻归的醉客。多元主义,这个后现代理论祭起的口号,成为醉客们随遇而安的自慰的托辞。时间,就在这里消逝了,或者,被打散为相互无联系的片断。每个人都在努力,但每个人的努力都是重复着投入无限虚无的徒劳:整体不再与个人打照面,而发展变成为完全抽象的,与个人漠不相关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正是基本的时间感的破裂,导致了90年代文化精神的普遍疲软;因为在缺少内在联系的时间片断中,生命对于个体必然是一种"不可承受之轻"。这种"不可承受之轻",使个体不可逃避地精疲力尽。
在缺少文化历史向度的意义上,90年代的时间性是一种停滞。无疑,经济在巨度增长,社会在超速发展。但是,文化,特别是文化心理,却在一种涌动的样态中停滞着。这种停滞的心态,不仅表现为对"进步"的根本性怀疑和厌弃,而且表现为一开始就摆出了一种世纪末情态:跨世纪的欲望冲动。一切都为了21世纪,这成为不言而喻的公理;仿佛20世纪的最后10年不是人类生命的一个必经历程,而是一个可以忽视,应当尽早跨过去的多余的年代。这种超历史的冲动,在表面的激情下面,掩盖的是争先恐后的现代人的虚弱。90年代文化就是这种虚弱涂抹出来的缺少生气的幻象。
以经济学家的头脑来衡量,一个年代为一个世纪作准备,当然是低成本高利润的。但是,这种投资留下的空白,当然也是不再能够填补的。这个空白,就是社会文化心理被超前预支之后的精神空白。在《阿姐鼓》中,阿姐、老人与"我",三个人物构成了一个凝固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阻止了"我"进入历史文本的可能。结果,在这三角形的静止的对应关系中,阿姐、老人与"我"都被抽象为可无限重复和替代的空白质点:在歌曲的结束段中,祈祷变成了摇滚乐的狂欢,不仅老人,而且阿姐和"我"都消逝在这个狂欢中。这,就是90年代文化的精神空白的表象。
对于这个空白的表象,碎片涌动的时间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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