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厚的理论积累

　　先生做学问的另一个重要的基石便是深厚的理论根基。他思维开阔，在晚年总结一生成果时指出音乐史是一门涵盖面极广的专业，它包括考古学、历史学、乐律学、社会学、哲学在内的多方面内容。尤其是在中国，所有的人文社科，几乎都与音乐紧密相连。他此前利用人文科学――文、史、哲与音乐的联系，通过系统的论证和分析，开创音乐语言学学科，在《谈谈未被注意的民间音调》中提到吟诵诗词的声调、叫卖的声调以及方言的语调，认为“语调”应是民间音乐材料的组成因素，也是传统音乐理论学者需要关注并运用的研究方面。他的这些思考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有极大的飞跃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民族音乐学者的难题；当然，先生着有的《中国音乐史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其平生最重要的代表作，不论是文献、史料， 还是田野调查、实践积累；不论是曲例分析、图例说明还是文字表述，都受到了公认的赞许和欣赏，因此也有了“20世纪以来的一部最全面、内容最丰富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着作”这样的的高度评价，让后人望尘莫及。同时，先生难能可贵的一点是能清晰地运用唯物史观来看待历史具象，将音乐文化归为意识形态中，站在经济基础决定文化意识的态度上考虑问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