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音乐抚慰生命的创痛

　　音乐是斯皮尔曼所热爱的事业，在从前的和平环境中，他通过自己的琴声带给无数听众以快乐和美的体验。在战争爆发后，斯皮尔曼在面对逐渐逼近的人身危险时，其生命也告别了从前身心合一的和谐状态。他为了救济家庭，去一些酒馆为粗鲁而高傲的客人演奏，随后又不得不卖掉了自己心爱的钢琴。当弟弟还在为商人离谱的收买价格而愤怒与争执时，斯皮尔曼却沉静而无奈地说“让他抬走”。可见，影片首先塑造的是一个以生存为核心，以家庭为重的普通人形象。影片在随后继续了这样一个叙事基调。 　　斯皮尔曼与其他一些犹太人在德国人的监视下做苦力时，他帮助朋友马诺雷克转运枪支弹药，以武装反对德国人的暴行。但男主人公想得更多的却是如何与波兰朋友取得联系，逃出每天都有犹太人被杀的可怕处境。在工友们武力反抗的战斗打响之前，斯皮尔曼已经在朋友的帮助下，躲进了一所公寓。可见，普通人并不总是与国家和民族大义站在同一层面的。徐德明等曾指出：战争的胜利并不带来大团圆的结局，锣鼓喧天的庆祝却更加反衬出家破人亡的悲剧性。[2]斯皮尔曼以“局外人”的立场，亲眼目睹了隔离墙内的战火和死亡。这与传统战争影片中的主人公大相径庭，他们通常是舞台上令人敬仰和崇拜的英雄，是为了正义挺身而出的勇士。但斯皮尔曼却选择了生存第一，甚至在看到这种惨烈的相互杀戮之时，发出“反抗又有什么好处？”的疑问。在挣扎求生，还是尊严的死去这个问题上，主人公的抉择很显然是前者。这实际上的确与人们经常看到的战争影片有着很大的差别，导演在这里向观众展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平凡，甚至卑微的大多数。这显然会与观众对主人公的审美期待和审美惯性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失望”却令许多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这种真实使影片获得了独特的审美特征，带给观众以真切的情感体验。

　　在《钢琴师》中，斯皮尔曼以求生为生命的惟一追求，令观众看到了在战争这一人类极端的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一个平凡的甚至卑微个体的生命诉求。同时，影片也令观众看到了平凡小人物内心对和平的渴望，对希望的永不放弃以及坚忍顽强的生命力。斯皮尔曼身上体现出的正是人性中这些光辉的质素。斯皮尔曼对音乐的热爱和坚守是这一人性闪光点的集中体现。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斯皮尔曼仍深深想念着钢琴和自己的音乐。在隐藏的公寓中，他听到了隔壁蹩脚的钢琴弹奏，听到了男女主人之间的争执。这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对其他人来说是如此的惯常，但对于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犹太人来说是多么可贵与渴望。斯皮尔曼倾听着隔壁的声音，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音乐不仅带给主人公以心灵的安慰，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主人公内心的希望，使其能够忍受寂寞、恐惧与饥饿的煎熬，在最残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其中，斯皮尔曼与一位德国军官相遇的场面给观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音乐不但带给人以心灵上的抚慰，也能够使立场截然不同的双方，感受到超越爱恨的力量，实现心灵上的沟通。斯皮尔曼在一幢公寓楼中寻找食物时，被一名德国军官发现。德国人知道他是一名钢琴师后，要求他演奏一曲。琴声初始艰涩、断续，但随即主人公完全沉浸在琴声当中，他饱含深情弹奏了肖邦的《G小调第一叙事曲》。这是肖邦为波兰人民勇敢抗击侵略而创作的乐曲。斯皮尔曼纤长的手指在琴键上自由、灵动飞舞着，饱含激情的琴声漂荡在黑暗而清冷的空气里。[3]清冷的月光下，一个犹太人和一名德国纳粹一同沉浸在美妙动听的琴声之中。此情此景，令人不无慨叹音乐带给人的美好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这首曲子是斯皮尔曼在电台中经常演奏的曲目，但在这样的情景之下，该曲却具有别样的意蕴。在战争中，他作为一个失语者，一个丧失了所有社会身份的流亡者，已经完全丧失了“我”之为“我”的证据。只有内心流淌的音乐是其存在的惟一证明。但主人公却没有机会再去触碰自己所钟爱的钢琴。而此刻，他终于有了表达的机会。钢琴师用他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对泯灭人性的战争的反抗，释放出其内心对生命与尊严遭受摧残的彻骨之痛。

　　综上，电影《钢琴师》是一部真实朴素，却能激起观众愤怒、悲哀、震惊与温暖等复杂生命体验的影片。波兰斯基在这部影片中不仅融合了自己童年的亲身经历与情感体验，也真实、生动反映出每一个在战争中遭受摧残的普通人的痛苦、悲愤与对和平生活的渴望。音乐为人提供了创造美和欣赏美的机会，也在最阴暗和艰难的岁月中抚慰个体的心灵，带给他们以生活的希望，提供给其精神上的避风港。在战争中无论是刽子手，还是任意被宰割的无辜生命，音乐都能使他们获得心灵上的洗礼和拯救。德国军官正是为斯皮尔曼的琴声所感动，并伸出援手，助其熬过了最寒冷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