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音乐
在沙皇俄国的时代，离维亚特加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城镇，叫伏特琴斯克。从它再向北去二百多俄里，便是严寒荒凉的西伯利亚。
一八四○年五月七日，柴可夫斯基就诞生在这个偏僻严寒的小城。
提到 19 世纪的西伯利亚，让人们立即想起了沙皇的酷刑、残暴和流放。这是政治犯、无数革命者流放的地方。多少人的青春、年华、才智在这里被葬送掉，多少人的理想和幸福在这里被毁掉，多少人的尸骨在这里埋葬，
这里没有歌声，只有啄吃尸肉的乌鸦得意的聒噪，这里没有爱情，只有眼泪和镣铐
西伯利亚终年刮着风雪。寒流经常侵袭伏特琴斯克小城，使这里一切有生命的物质受到威胁。大自然和沙皇一样残暴。沙皇为了让他一个人活着，叫万人崇拜，却让千万人死掉。
小柴可夫斯基就生活在这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
柴可夫斯基自幼就喜爱听音乐，到剧院看歌剧，对音乐感受敏捷。小小的柴可夫斯基对莫扎特的音乐听得入迷。音乐使小小的心灵激动得不能自制，有时自己悄悄地作儿歌。
父亲希望儿子在法学方面有所成就，让人把刚满十岁的柴可夫斯基送到彼得堡法律学校预备班学习。学习二年之后，考进了法学院，一八五九年毕业。
他学习成绩很好，分配到彼得堡司法部，作助理书记官。他平时工作努力、认真，很快提升为高级助理。
二十岁的柴可夫斯基，由于他本人工作的关系，走进了彼得堡上层社会的舞台：文艺沙龙和音乐会等活动。这对他热爱音乐有着强烈的影响，重新点燃了他幼年、童年时代对音乐热爱的火苗。
他想学音乐，跟一位叫萨伦巴的老师学习作曲。此时，他思想处在矛盾中，需要自己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要在法律和音乐之间作出抉择。
只有二十三岁的柴可夫斯基在确立自己的志向和爱好时没有犹豫，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一八六二年，他毅然地考进了彼得堡音乐学院，有系统地学习音乐，学习自由作曲。当时他仍然在司法部工作，边工作边学习音乐。这需要有从事事业的决心和毅力。一年之后，他为了集中精力学习音乐，辞掉了司法部的职位，决心一生从事音乐。
家里只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父亲，母亲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就得霍乱病故。老父亲仅仅依靠养老金过活，还得抚养他三个弟妹。柴可夫斯基当时没有任何收入，却要放弃自己较好的工作职位学音乐，这对生活在那个俄罗斯的黑暗时代里的青年人，不能不说是勇敢的举动。这需要有多么强烈献身音乐事业的崇高精神和信念！
在四年的音乐学院的学习生活里，他没有向家里的老父亲要一个钱。在大学生活里，他和居里夫人一样过着贫困艰难的生活，忍受贫穷苦难的折磨。他吃着粗糙的食物，有时还要挨饿，饿得头发晕，他仍然顽强地坚持学习。自从进入大学，他杜绝了社交活动，回避那些耗费时光的交际。他是音乐学
院的穷大学生，衣著褴褛，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时常由他的老师把旧衣物送给他。他学习进步的速度是惊人的。他的老师卢宾斯坦给他留作业，让他作十首练习曲。等到日期到了，柴可夫斯基却交来一二百首练习曲。使他的老师们大吃一惊！老师们发现这个穷大学生是一位有才华的音乐天才，便很喜欢他，器重他。但是，这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柴可夫斯基只好课余收学生教钢琴课，难熬的四年终于过去了。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他以德国大诗人席勒的《欢乐颂》创作了大合唱，获得了银质奖章。
这个时期，卢宾斯坦筹建了莫斯科音乐院，聘请柴可夫斯基。当时一份杂志上有这样的记述：
“那是一八六六年九月一日，一群音乐家集拢在俄罗斯帝国风格的老式两层屋子里，莫斯科音乐院开办了。接待来宾的是一个眼睛活泼而有光彩的、头发乱蓬蓬地向后梳着的人。那是安东·卢宾斯坦呀——著名的钢琴家兼指挥，同时又是年青的俄罗斯音乐的名教授。这个音乐院十十足足是他的血肉的一部分；他是一个把全部生命浸沉到音乐艺术生活里去的人。
“在这种场合免不了的互相道贺之后，一个青年人——教授里最年青的一个——出现了，他坐到钢琴前面。莫斯科的人对这位先生是不太知道的，只知道那是卢宾斯坦从圣·彼得堡请来的，刚从彼得堡音乐院毕业的小伙子。这个年青人的衣服不很华丽，这一点说明了他的出身寒微。据说他到莫斯科来，所穿的旧熊皮大衣，还是诗人阿普赫丁借给他的。这一位新教授弹了格林卡的歌剧《路斯兰与卢德米拉》的序曲；演奏得实在太好了！这个人就是柴可夫斯基，对于莫斯科音乐院的生长和进展，他是最有功绩的第二人。
其后的十一年中，在莫斯科音乐院，他一直教音乐理论等课，写了俄国第一本《和声学》。他成了大音乐家后，还不断与音乐院接触。第一次排演他歌剧《欧根·奥尼金》的，也是音乐院的学生。这一次历史性的演出，是一八七九年三月十七日的事。”
这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生活中难忘的一年，他为俄国的民族音乐在欧美争得了声誉。
不做沙皇的鹰犬
柴可夫斯基读了德国大诗人席勒的《奥尔良之女》很受感动，爱国英雄贞德的精神一直使他激动。他终于在一八七九年完成了歌剧《贞德》，用丰富的音乐语言塑造了贞德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激情地歌颂了这位英勇不屈的女英雄，表现了音乐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柴可夫斯基是用音乐的创作来实践他的爱国主义的。
《贞德》歌剧受到沙皇反动书报检查机关审查，柴可夫斯基和人们正焦急的等待通知。
彼得堡的天气闷得很，闷得柴可夫斯基喘不过气来，他把室内的窗户都打开了，还觉得透不过气。他坐立不安地在室内来回踱着步。
大家都了解柴可夫斯基此时的心境。在座的朋友都热心地安慰柴可夫斯基，让他放宽心。
“柴可夫斯基，您在担心您自己作品的命运，可是您也不要太认真，对他们寄托什么希望 ”
柴可夫斯基感叹地说：
“在我们沙皇执政的俄国，一个剧目的上演是多么困难，要经过多少大官小官的层层审查。你得按他们的意图写，就可以通过、上演；不然你的剧本就别想过关。”
“您应庆幸，我们的音乐家。我们俄国有多少有思想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惨遭迫害，被放逐、被杀害。我们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不是死在他们的种种残害下吗！”
朋友们的话勾引起柴可夫斯基的积愤，他愤怒地说：
“我不能写那些歌颂歌舞升平的音乐，我没有那种好的心境。不隐瞒诸位，现在，彼得堡对我的心情产生了悲苦、压迫性的效应，跟这里的天气一样很坏——漫漫的雾，无涯的阴雨，烦闷的潮湿。走到街上，一举步就碰上了哥萨克的巡逻兵，我们好像处在包围中。这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一个绝对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政府，不允可人民讲话。连一个阿克沙可夫说一句勇敢的真话，就把他放逐到西伯利亚 还有那些忧愁、悲苦、疯狂的青年，成千成千的没有经过一次合法的审讯，就给流放，流放到连乌鸦也捡不到骨头的地方去。可是有的人们，整天无所用心，他们沉溺在自私里，一点也不做声，一点也不抗议地生活下去。多么可悲！”他望望大家，大家默默的听着。他继续说：
“我们都是音乐家，应当用音乐讲真话。”他的话引起了很大震动。
众人在低声议论，门铃响了，一个人走进，大家都鸦雀无声，停止了议论，期待着
来者送来了官方检查部门审查过的剧作。来者走后，柴可夫斯基不安地拆开信，大家急切地想知道个究竟。
内有官方的通知，说彼得堡皇家剧院已通过上演歌剧《贞德》，随通知附有审查官先生修改过的歌剧脚本。审查官大人在歌剧总谱上写着：
“本剧所称大主教，应改称游方僧，不准用大主教三个字。所有关于十字架的对话，均须删去，舞台上亦不准有任何十字架出现。”
这是多么可笑的决定。
柴可夫斯基看到这些人随意蹂躏他的创作的成果，愤怒极了。他当着众人的面，说：
“这一切都是混蛋！”
“歌剧结尾的时候，把贞德带上柴架，她要求一个十字架，于是一个士兵就把两根木柴扎成十字架的形状，送给了她。这是最近情理的。可是，他们一改，这整整一场，就得删去 最可笑的是要把大主教称做游方僧，这简直毫无道理。今天，谁能够相信这样的一个命令，竟会发自一个国家的机关！它监督着全国的所有印刷品，也应该有个把受教育的人吧，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
“柴可夫斯基，您又何必生气、动肝火！这些审查先生大人们都没有长脑袋，都是不学无术的白痴 ”
他的话，引起一阵笑声。
不久歌剧《贞德》在彼得堡演出，轰动极了：柴可夫斯基经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和荣誉。演出盛况非凡，观众以真挚的情感，欢迎人民作曲家创作的歌剧。彼得堡玛琳斯基剧场前车水马龙，人山人海；演出结束，观众情绪达到高潮，狂欢高呼，把音乐家柴可夫斯基请到幕前二十四次，人们向他抛
送着鲜花！这恐怕是演出史上罕见的盛况了。
人民给音乐家以崇高的荣誉，热情地支持柴可夫斯基的剧目，但是官方、报纸都是压制和恶意的抨击。那些大人物、“权威”表面不否定，但骨子里却在责骂：说柴可夫斯基没有灵感；剧里的角色写得枯燥乏味，说《贞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寻寻常常的剧 剧场的经理也怀有敌意 果然，第二天，彼得堡的报纸就把这部歌剧和它的演出一笔抹消了，于是《贞德》便从剧目中删除掉了。
柴可夫斯基不能再忍受了，他愤怒地喊着：
“我不再写歌剧了！”
柴可夫斯基一气之下出走了。
真正的有人民性的艺术作品是镇压不了的，禁锁不住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冲破了沙皇政府的种种禁律，飞传到全国，传到国外。俄国当局不承认，外国音乐界承认柴可夫斯基，并给以很高的评价。向沙俄提出希望让柴可夫斯基参加世界性的音乐集会。这使沙皇政府很头痛。
沙俄反动政府出于无奈，在柴可夫斯基离开莫斯科不久，指派他作俄国的音乐代表，准备出席一八七八年一月一日巴黎音乐博览会。四个月后，柴可夫斯基又正式接到公函，说财政部指派他做俄国赴巴黎音乐博览会音乐代表，月薪一千法郎，必须在巴黎常住八个月的时间。
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有的人听了很兴奋，认为柴可夫斯基这个穷音乐家很快就要红起来了。
人们纷纷登门来为柴可夫斯基祝贺。
柴可夫斯基的书房挤得满满的，大家的情绪很好，有说有笑，卢宾斯坦更为振奋，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的燕尾服的下摆真像是剪式的燕尾飞动起来。他喝过香槟酒脸上露出红晕，显得更为激动。他坐在钢琴前对大家讲：
“今晚，我们为我们大俄帝国赴巴黎音乐博览会的代表柴可夫斯基祝贺。这是他的荣誉，也是我们整个俄国音乐家们的荣誉！”
在座的大部分是莫斯科音乐院的人，他们随着院长卢宾斯坦的祝贺，都一一举起了高脚杯，在明亮的灯光中闪着晶莹的宝光
卢宾斯坦今天要在这美好的时刻显示出他钢琴家的才华。他飘怡潇洒地弹起了钢琴
此时，大家都很兴奋，都很快活，只有一个人，一直没有流露出笑容，陷入在沉思中。他，就是柴可夫斯基。
钢琴演奏完了，柴可夫斯基站起来，众人认为他一定是礼貌性地致致谢词。可是，柴可夫斯基宣布了一件使大家意想不到的事：
“诸位，我谢谢大家的诚意，但是，我很难满足大家的热望和要求。我慎重地考虑过了，我不能做为俄国的代表去巴黎任职。”
立即全场震惊。众人一一询问柴可夫斯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柴可夫斯基平静地回答：
“为什么？我不去巴黎任职，其道理是很简单的，也是很明瞭的。”他没有说山心中的潜台词——沙俄政府是想就此拉拢柴可夫斯基，想宠络民心，柴可夫斯基不愿作这种廉价的出卖。
音乐院人们蜂拥而起，都发了火。尤其卢宾斯坦咄咄逼人地责问柴可夫斯基。当即威胁柴可夫斯基如果不去巴黎，音乐院不再打算聘请柴可夫斯基
任教，并声称他将去梅克夫人那里，告诉她今后不要再资助柴可夫斯基了。
柴可夫斯基义正词严地讲道：
“我已决定了的事，什么人、什么力量也无法再改变它！”
事后，柴可夫斯基写信给他最真诚的朋友梅克夫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和他不去巴黎的真正的原因——他说：“我不愿做他们的鹰犬！”
梅克夫人激动地给柴可夫斯基写了信，告诉他卢宾斯坦确实来谈了不要资助他的事，对此她看不起卢宾斯坦的行为。她却赞赏了柴可夫斯基的骨气：
“我的亲爱的朋友，请不要让雷公的忿怒使你苦恼。要珍重你的身体。 你不能忍受做猎犬的工作，我是非常敬佩你的！ 那就向他告别，也是很容易的事呀！其实，损失的当然是他和那个可怜的音乐院，而不是你。你一定会到处受到欢迎，衷心地受到欢迎！”
这件事深深地刺伤了沙俄反动政府，但柴可夫斯基却保持了一个艺术家的气节和崇高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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