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辽兹（1803—1869）

提到所谓“标题音乐”，必然会首先提到柏辽兹。

埃克托·柏辽兹（Hector Berlioz）1803 年 12 月 11 日诞生在法国南部的安德烈城。父亲是医生。少年时的柏辽兹喜爱读书，更喜爱音乐。因为居家偏僻，未能受到专业音乐教育，但也会吹长笛，尤其深谙吉他。

1921 年 3 月，父亲送他去巴黎医科学校就读，希望他也能成为一名医生。当他第一次走进解剖室时，看到还在滴血的肢体、内脏，大惊之下，禁不住跳出窗外，呕吐不止。但当他进入巴黎歌剧院时，则如鱼得水，流连忘返，并尤其喜爱德国作曲家格鲁克的作品。

1824 年 1 月，他取得医学学士学位后，便下决心投身音乐事业。1826年柏辽兹考入巴黎音乐学院。

上学期间，柏辽兹对音乐的酷爱之心感动了巴黎歌剧院的管理人员，他们为他在歌剧院的乐池中设了一个“优惠座位”。这个机会对柏辽兹来说太重要了，他可以仔细观察各种乐器的性能、音色和演奏方法，熟悉编配组织管弦乐的奥秘。这件事，成为他日后作为一代管弦乐编配大师的出发点。

1827 年 9 月 11 日，柏辽兹观看了一个英国剧团演出的莎士比亚剧作，大为折服。从此，他每戏必看，每场必到。谁也没有料到，柏辽兹同时也陷入情网，在崇拜莎翁之外，又多了一个剧团的女主角斯密荪。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柏辽兹悲痛欲绝。1830 年，柏辽兹在痛苦的折磨中写成了表现自己爱情的狂热与绝望的《幻想交响曲》，在巴黎演出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部交响曲为后来标题音乐的充分发展，开辟了方向，其中所使用的“固定乐思”的手法，也成为德国作曲家瓦格纳“主导动机”手法的先驱。

顺便讲一件事。五年之后，柏辽兹再次与斯密荪相遇。这时，斯密荪已是昨日黄花，今非昔比，但柏辽兹仍然未改初衷。

斯密荪出席了《幻想交响曲》的一次演出，她感受到了曲中的含义，深为感动。德国伟大诗人海涅生动而幽默地记述了那天演出的情景：“这是在音乐院里，演奏柏辽兹的交响乐。坐在我隔壁包厢中的一个年轻人，把作曲家指给了我，（他）原来就是那个在管弦乐队一端打定音鼓的人。邻座问我：‘你看见那个坐在前排的英国美人了吗？那就是斯密荪小姐，柏辽兹先生热恋这位女士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有这份儿感情，今天我们才能听得到这样狂放的交响曲。’的确，在靠近前台的包厢里，坐着那位英国名演员。柏辽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每当他们视线相遇时，柏辽兹就狠狠地敲打他的定音鼓。斯密荪从那以后就成了柏辽兹夫人，而她的丈夫从那时起也开始经常理发了（之前柏辽兹爱蓄长发）。同年秋天，我在音乐院里又一次听他的交响曲时，他仍然坐在乐队深处的定音鼓旁，那美丽的英国女演员仍靠近前台坐着，他们的视线仍然相遇，但他已不再那样狠狠敲鼓了。”

《幻想交响曲》完成之后，柏辽兹因合唱《萨丹纳帕尔》获 1830 年度罗马大奖。这时正值七月革命风暴席卷巴黎。柏辽兹得到大奖后，立即持枪跑到街头，不顾枪林弹雨，带领群众高唱《马赛曲》，接着，又把这首后来的法国国歌配上大型管弦乐队，编成合唱，并在总谱上写下题词：“献给一切有声音、有心灵和脉中有鲜血的人。”后来，为纪念“七月革命”的死难烈
士，柏辽兹还先后写过一部《安魂曲》和一部《葬礼与凯旋交响曲》。

1835 年起，柏辽兹因为作品得不到人们赏识，找不到作曲的工作，不得不靠为报刊杂志撰稿谋生，但也因此而留下一批颇有见地的文章。

极度贫困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柏辽兹，使他在创作力鼎盛的年代里不得不扼杀自己的灵感。他在《回忆录》里说过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两年前，是我妻子的健康有希望好转而需要更多开支的时候。一天夜里，我做梦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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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写一部交响曲。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差不多整个第一乐章（ ₄ 拍子，a小调——这是今天我唯一没有忘记的）全部记得。我走到桌前，要把它写下来，可是脑子里产生了如下的想法：假使我写了这一乐章，就会忍不住要对其他各乐章的诱惑让步，这样，就不能或几乎不能再写短文了，我的收入将相应减少；以后，交响曲写成了，我又忍不住要把它抄写一下，于是我让人抄了分谱，又欠上一千或一千二百法朗的债；分谱一旦抄好，我又忍不住要听听它的演出，我开了音乐会，收入还不足补偿我支出的半数。我无力负担损失，我的病人将失掉她所需要的一切。不论我个人的费用还是我将去学习航海的儿子的费用，都将无法维持。想到这些，我如冷水浇背，不寒而栗。我抛下笔说：算了吧，明天我就把它忘掉。第二天夜里，交响曲仍然固执地在我脑子里滋生，我清清楚楚地听见 A 大调的快板乐章，就好像已把它写了下来。我在激动紧张中醒过来唱了唱那个主题，它的性格与形式都使我非常喜欢。我忍不住了。可是昨天的想法又拖住了我，我尽力不向诱惑让步，我浑身发抖，努力把它忘掉。最后，我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一切关于交响曲的记忆都消逝了，真的，永远消逝了。”

早在近十年前，著名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就曾委托柏辽兹为自己心爱的斯特拉底瓦里中提琴写一首乐曲。1834 年，柏辽兹创作了取材英国诗人拜伦诗歌的《哈洛德在意大利》。可惜帕格尼尼对这首乐曲看走了眼，认为不便发挥他的惊人技巧，遂束之高阁。后来在 1838 年，帕格尼尼听了别人的演奏后始得识庐山真面目。当时，他竟激动地跪在作曲家面前，泪流满面，大声呼道：“贝多芬死去的天才，只有柏辽兹才能使它再生！”1839 年，正当柏辽兹在穷困中进退维谷时，帕格尼尼雪中送炭，赠给他一笔钱，使他得解燃眉之急。第二年，他完成了带合唱的戏剧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题赠帕格尼尼，并亲自指挥初演，大获成功。

由于在国内谋职困难，1842 年，柏辽兹离开巴黎，在德国各地指挥演出自己的作品，都受到了热烈欢迎。

1846 年，他完成了酝酿十多年的大型传奇剧《浮士德天谴》，并决定自费组织上演。然而，两次演出都没有成功，他破产了，只得再度出国。

当他 1848 年返回巴黎时，生活又给他带来接二连三的打击：先是父亲和两个妹妹相继去世，接着，爱妻患了麻痹症后，也不治而逝。

1856 年，他决计根据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哀尼德》写一部大型叙事歌剧《特洛伊人》。两年后，他完成了该剧的文字脚本与音乐。历尽周折，直到 1863 年，经过大量删节的《特洛伊人在迦太基》，才得以在巴黎上演。这部巨著风格严谨、气势宏伟，充满英雄气概。柏辽兹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代表作，也是他少年立志沿着格鲁克传统前进的一部完美的浪漫主义杰作。

柏辽兹最后一部作品是根据莎士比亚《无事生非》写的两幕喜歌剧《碧雅特丽与本尼狄克特》，他终于偿还了为莎士比亚剧作谱曲的宿愿。
1867 年 2 月，命运给了他最后一次致命打击：年仅 33 岁的儿子路易死于病中。爱子如命的父亲，实在再难支撑了，他的精神已完全崩溃，健康不断恶化。1869 年 3 月 8 日，柏辽兹终于最后一次离开了巴黎，去追随他朝思暮想的妻儿亲人们了。

柏辽兹在生活的物质世界中一贫如洗，然而在情感的精神世界中，有谁能说他不是十分富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