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
吃晚饭的时候，我问爸爸：“外国人为什么害怕13这个数？”
爸爸解释说：“西欧、北美，也许还包括澳大利亚一类地方，也就是信奉基督教的人比较多的地方，是有那么一种风俗，忌讳13，甚至害怕13，剧院里不设第13排，没有第13号，旅馆房间12号过去就是14号这当然是一种迷信心理，以为13这个数不吉利，其实没有什么道理。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个心理，有好多种解释”
我正听得起劲，妈妈用筷子敲着碗边说：“行啦行啦，吃饭的时候还说那么多的话！”
爸爸不再说了。
我可不甘心。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放，宣布说：“我先不吃了。爸，你给我说清楚，外国人究竟为什么害怕13？”
妈妈生气了，她先冲着我说：“你一个小孩子，琢磨这些事干什么？”又冲着爸爸唠叨起来，“你也是，他才多大，你就跟他胡扯这些个没用的题目”
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我又把这个题目提出来了：“爸，你倒是告诉我呀——外国人为什么害怕13这个数？”
妈妈一听，瞪了我一眼，随后便瞪着爸爸。
爸爸心不在焉地说：“其实他们也没有统一的解释。37爸反正就是那么一种迷信的心理。”
我心里结了个疙瘩。
自从我上初一以后，心里头结了无数个疙瘩。我提出的问题，老师、家长以及我所碰上的大人，不是不给我正面回答，就是他们也弄不清，这倒还罢了，他们竟常常责怪我不该提出那样的问题来，这就在我心里结上了一个又一个的疙瘩。
哼，他们不回答我，我自己来解答！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把一个又一个疙瘩全解开！
电视上正播出一部电视剧，嘿，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别提多假了——那个女英雄身中数弹，可偏不死，她抿个嘴、瞪着双眼，扔出一个手榴弹去，
“轰”的一声，不消说，五六个坏蛋反倒一下子全报销了！他们骗谁呢？那些个什么编剧呀，导演呀——骗小学生还差不离，我可是上了初一的中学生了，谁还信他们那一套！我立刻指着荧光屏说：“那几个坏蛋真是傻帽儿！就算开头没把那女的打死，见着她举起手榴弹了，也得赶紧补几枪呀，怎么能挤成一团干等着挨炸呢？”
妈妈一听就烦了，她指责我说：“你怎么能向着坏蛋呢？你这样下去还得了吗？是非不分，爱憎不明”
可是电视剧往下的场面更滑稽：另一个女英雄，搞地下工作的，打扮得妖里妖气；坏人发现她了，来逮她，人家把手枪举起来了，她呢，把手里的扇子甩过去——那扇子上原来装着尖刀；刀尖一下子扎进了坏蛋的手背，坏蛋手里的枪掉在地下
甭等我发话，爸爸先忍不住哈哈地笑出声来，他连连摇头说：“瞎编！唉，瞎编”
我立刻跟上去说：“什么破节目呀，给他们一个‘大哄子’！”
妈妈这回冲着爸爸去了：“你瞧你给孩子都是些什么影响？跟你实说吧，小凯身上最近出现的毛病，十有八九都跟你这种影响有关！”
爸爸望着我说：“小凯呀，你对大人的议论不要照搬照套比如这个电视剧吧，毛病确实很多，可他们的立意还是好的；再说，搞一部电视剧也很不容易”
我可不服。许他说人家“瞎编”，就不许我给人家一个“大哄子”吗？我觉得大人们——从老师到家长，从邻居到偶然遇上的人——对我们实在是太不平等。不知怎么搞的，最近我心里总有那么一种反叛的情绪，大人
不许我问的问题，我偏要问；大人不让我知道的事，我偏要知道；大人不准我干的事，我偏要干。
有一天我问妈妈：“妈，你究竟是打哪儿把我生出来的？是真的打肚脐眼里生出来的吗？”
妈妈吓得差点把手里的盘子掉到地上，她一张脸变得煞白，嘴唇哆嗦着。
我仅仅是因为可怜她，才放弃了继续追问。
事后，妈妈严肃地教训我说：“小凯，你可不许胡思乱想！你可不能学坏啊！”说着，她双眼里竟涌出了泪水。
我莫名其妙。我怎么可能学坏呢？我可不是不知好歹。我只不过是好奇罢了。不过，我毕竟不愿意让妈妈伤心。我心里头其实很爱她，尽管她总叨唠我，把我当那种什么都不懂的小学生看待。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我再没问过那个问题。我任心头结着那么个疙瘩。那并不是个了不起的疙瘩。在我急着想解开的疙瘩里，还数不上它。
还有一天，我家来了客人——爸爸上中学时候的老同学，我得叫他马叔叔。马叔叔刚从法国回来，他好像是去法国参加了一个什么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爸爸和马叔叔聊得很欢。谁知当我正听得出神时，妈妈忽然严厉地把我叫到隔壁屋去，我老大不高兴地问妈妈：“叫我干嘛呀？”
妈妈说：“做功课！”
我宣布说：“我功课早就做完啦！”
妈妈说：“你上小学时候，做功课多细心呀！就说作文吧，每个字都工工整整，摆在格子当中；现在呢，可好，那一行行的字真叫‘龙飞凤舞’！我刚查了你作的作文，内容嘛，还可以，可字迹潦草得不行，你重抄一遍！”
我可不是上小学时候的我了，我皱皱鼻子说：“您甭跟我使计——我知道您干嘛把我叫过来，才不是为作文的事呢，您是不愿意我坐那儿听爸爸和马叔叔聊天！”
妈妈承认这一点：“你能知道我的心思就好。他们俩越聊越随便，你听了理解不了，没好处！”
怎么没好处？起码我知道了好些原来不知道的事。再说，我怎么就一定理解不了呢？为了证明我这一点，我得意扬扬地对妈妈说：“法国以前有个戴高乐将军，对吧？毛主席都说他了不起，对吧？毛主席还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呢，他也可愿意来啦，可是真叫遗憾——他还没来成，就逝世了他个头特别特别高，咱们国宾馆里，所有的床他都睡不下，他要来呀，得给他特制一张大床，您听说吗？那得是一张特别特别长的床，床单、被子也得单给他做不过，妈妈，戴高乐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得算好人吧？可马叔叔干嘛又说他是‘右翼’呢？”
“你瞧，”妈妈烦恼地摇着头说，“你灌进一耳朵这些玩意儿有什么好处？把你的思想全搞乱了！这些问题，只有到你大了以后，才能够弄清楚！以后再有马叔叔这样的客人来，大人说大人话的时候，你就别往里掺和了，你要自觉地到这间屋来，功课做完了，你看看课外书也好嘛！”
我觉得很委屈：“干嘛呀？以前你们倒不轰我，现在我长大了，反倒受限制，我不干！”
妈妈只是焦虑地望着我。妈妈不叨唠的时候比叨唠的时候更具有说服力。我从她的眼光里看出来，她实实在在是为了我好。倒也是——我上小学那阵，当爸爸跟客人高谈阔论的时候，我就是在他们腿跟前摆弄玩具，耳朵里也留不住他们一句话，可如今就算我呆在这边屋里，他们那边偶尔飘过来的一句话，也总引得我心痒难熬
还有一天，一个什么单位给爸爸寄来两张戏票，爸爸、妈妈开头挺高兴，可一看日期，就傻眼了——那个晚上我们全家要去看大姨，是早就定好的，因为那天是大姨和大姨父的“银婚纪念日”，也就是说，他们结婚整30年，所以要隆重地纪念一下，我们全家都要去大姨那里吃饭，不用说，一定会有好多好吃的菜，最后一定还有一只大蛋糕，说不定还是在有名的春明食品店专门订做的——倘若爸爸、妈妈那个晚上不去大姨家而去看戏，大姨非气疯了不行。
当妈妈把那装有戏票的信封往我家墙上的蜡染布信袋里一插时，我问：
“什么戏呀？”
妈妈随口应答道：“不适合你们小孩子看的戏。对你来说，倒没什么遗憾的。”
哼，我都上中学了，她还总是左一声“小孩子”，右一声“小孩子”，谁说我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谁说我分不清是非？谁说我不想学好净想学坏？
我暂时没吱声。可临到该去大姨家的那个晚上，爸爸、妈妈正穿衣服准备动身，并且妈妈还扬着嗓子喊我也快穿衣服的时候，我忽然皱着眉头，揉着肚子，哼哼唧唧地向他们宣布：“哎呀，我肚子有点疼，我不想去你们去吧，反正我是个小孩子，去不去大姨家也无所谓”
妈妈大惊小怪地赶紧用手掌来摸我的脑门，还一叠声地问我：“究竟哪儿疼？是胃，还是肠子？左边？还是右边？”
爸爸扬起一只眉毛，怀疑地望着我。
我装得恰到好处，而且理由也越来越堂皇正大：“没什么，不要紧可能是中午吃炸带鱼吃多了不要紧的，你们放心去吧再说，我还有3道代数题没做出来呢你们回来给我带块蛋糕就成我还想把英文复习一下，明天有测验”
妈妈逼我吞了两片什么药，又埋怨了一顿爸爸不会买东西——“那种炸带鱼多半都不新鲜，以后别再买了！你呀，要么从来不给家里买东西，要么一买就瞎买”——这才跟爸爸走了。
爸爸临出门对我了眼说：“小凯，你可得让我们放心啊！”其实我有什么让他们不放心的地方！
我才不会胡来呢，我最瞧不起那些流氓小偷和不好好学功课的坏学生了，大人恐怕我跟他们学坏，他们就是不明白，像我这样的瞧着“格涩”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其实跟那号家伙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儿！
等爸爸妈妈走了一刻来钟，估计他们已经乘上公共汽车了，我这才行动起来——换下拖鞋，穿上外套，出得屋去，锁上屋门，然后一溜烟地跑下楼梯
我兜里揣着那两张戏票。我不过是要去看那出所谓不适合我看的戏而
已。
我就不信我看不懂那出戏。大不了是出外国戏。要么就是出古装戏。什么了不起的！我可知道英国好几百年前就有个大戏剧家叫莎士比亚，我也知道“卧薪尝胆”是怎么一回事儿再说我兜里有好几毛零钱，除了坐车、吃糖葫芦，足够买上一份说明书，那种只能让大人牵着手进剧场、不懂说明书有什么用处的时代，对我来说算是彻底结束了。
我来到了剧场门口。门口贴着大广告。一看广告我却“二乎”了。
原来当晚上演的是无场次话剧《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
最后我当然没看。不是我不适合看那出戏，是那出戏不合我口味。你当我还是小孩，凡戏都能耐着性子看么？我得挑那我乐意看的看。
我长大了。我觉得周围的一切不再那么神圣。同时又觉得周围的一切格外神秘。
上小学的时候，我对老师——不管是哪一位老师——全都有一种畏惧
感。
上了中学，我可开窍了。现在我知道，老师跟老师可不一样。不光是性格、年龄、长相什么的不一样。他们学历不同，挣的工资也大有差别。
比如我们的班主任杨老师。要搁在小学，我可不敢小看她。可现在我对她的“老底”一清二楚：她是师范专科的毕业生，比人家师范学院毕业的老师差两年的学历，工资才挣四十多块，你说她有什么了不起了？我们班也真倒霉，人家初一（3）班的王老师是三级教师，一月挣一百好几呢；初一（4）班的齐老师不光大学本科毕业，还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我们班的呢？“你们班主任是谁呀？”一有人这么问我就发烦，我敢把眼一白，撇撇嘴说：“你管是谁呢！”
开学不久，杨老师布置大扫除，她一本正经地宣布：“要爱护爱校里的一切公物”
我立即举手，她很吃惊，让我站起来：“罗世凯，你有什么问题？”“您说，学校里的一切公物都得爱护吗？”
她望着我，微张着嘴，莫名其妙。
我扬扬得意地继续问：“学校后门那儿垃圾箱里的垃圾，我们也得爱护吗？”
她和全班同学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妙问镇住了，一时全场哑然。
我幸灾乐祸地望着杨老师，看她怎么回答。
她的脸开始涨得发红，生气地对我说：“罗世凯，你不要无理取闹，谁让你去爱护垃圾了？”
我不慌不忙地反驳说：“咦，不是您说的要爱护学校里的一切公物吗？那些垃圾难道不是学校的，而是我们哪个私人的？”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杨老师气得脸蛋上的肉直抖。她用黑板擦敲敲讲台，让同学们安静下来。我等待着她当众发火，但她竟把冲到喉咙的火气压下去了。她静默了几秒钟，然后用强硬的语气对全班同学说：“我们说爱护公物，指的是爱护公
共财物，‘财物’的意思就是指有价值的物品；垃圾是废物，不是财物，没有价值，所以当然不能去爱护它，而应当把它清除掉！”
我想大多数同学一定立即被她征服了。我一时也不得不佩服她的涵养和口才。
杨老师对全班同学讲完，又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严厉地问我：“罗世凯，你听懂了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反抗到底不可。忽然我灵机一动，梗着脖子继续争辩：“垃圾可以用来压成建筑材料，电视上演过那样的节目，有一种机器，能产生很大很大的压力，把拉圾压成一块一块的建筑材料所以垃圾也有价值，也是财物”
同学们被我引得又活跃起来，教室里立刻充满小声的议论
杨老师这回可真气坏了，她的脸色比猪肝还要难看。她挥手让我坐下，宣布说：“好，开始扫除吧！扫除完毕，请罗世凯同学到校长室去一趟！”什么？到校长室去？不是到年级教师办公室去，而是到校长室去？哼，
她以为这就能把我吓倒吗？我才不在乎呢！
在大扫除的时候，我干得比谁都欢。我要让杨老师知道，我提出那样的问题，绝不是因为我反对大扫除，更不是我故意捣乱。瞧吧，我才不是坏学生呢，我能既不怕累，也不怕脏！
临到参加清除学校后门的垃圾时，我更表现得积极，一边用铁锹往车上铲垃圾，一边吆喝着，一会儿嚷：“我可不能爱护你呀！”一会儿叫：“你可不是没价值呀！”逗得班上的男生全都不住地哄笑。
扫除完了，我去校长室。要搁在上小学的时候，一听“校长室”这三个字，我没准就得吓个半死，可现在我一点也不怵，校长又怎么着？校长这官可没多大，上头还有教育局管着他呢，再说就是教育局局长也没什么了不起，不是还有教育部吗？部长上头也还有人管他，你看，都有人管，他们谁也不敢错待我，要是错待我呀，我就往上告他们！
我敲了门，喊了“报告”，得到允许，这才进去。别以为我是个无法无天的家伙。
我们校长姓吴，瘦高个儿，戴副眼镜，看样子比我爸爸大不了多少。他请我坐，我便大摇大摆地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他给我倒
了杯开水，我说了声“谢谢”，也便大模大样地端起来喝了几口。
我等着他开训。他却仿佛全忘记了杨老师所告的状，而是跟我闲扯开了。
他问我来学校报到那天，对校园的总印象怎么样。我说印象不错。他缓缓地摇头说：“不见得吧。你不觉得失望吗？——咱们学校的楼太旧了！”我点头承认，是有点失望。我问他：“不是说咱们学校要盖新楼吗？”他点着头说：“的确。过两个月就开工。”我见他说这话的时候愁眉苦脸，不禁奇怪，忍不住问：“盖新楼不是大喜事吗？您干嘛好像不高兴似的？”他叹口气，好像跟我商量似的说：“要盖新楼，就得先把东边的旧楼拆了呀。这样，初二和高一两个年级，恐怕就得按二部制上课了。对他们来说，这可是学生时代的损失呀！可不安排他们上二部制，又怎么办呢？”不知怎么的，多半是吴校长那推心置腹的神态语气感动了我，我拍拍胸脯说：“干嘛让初二上二部制呢，让我们初一的上二部制吧，我们都不小了嘛，是不放心吗？怕我们没有自觉性？不上课的那半天满世界跑，胡闹？”吴校长沉思地说：“其实二部制对哪个年级都不利，都会有个别的学生因为这原因变坏可是综合各种因素权衡起来，还是不能让初一的学生上二部制，因为你们这个年龄，还是最不稳定的时候，最容易”我截断他的话说：“您以为我们最容易变坏？因为我们还小？”吴校长望望我，和蔼地笑着说：“那倒也不是。说实在的，我还是倾向于想另外的办法，比如说，租一批活动房，不过，那样操场又没有了也许，我们可以把体育课拉到护城河边去上？”
我一听就嚷起来：“嘿！您想得倒美！人家会罚您的款的！——现在园林局把那些地方全管起来啦，您当能随便在那儿跑百米哇？”
吴校长点着头笑了起来，笑得直咳嗽，他赞许地说：“你真是一针见血！是那么回事儿！咱们可不能让他们罚款，是吧？”
我们俩聊得挺欢，吴校长还拿出新的图样来给我看，忽然杨老师来了。
显然，吴校长跟我交谈的情景让她大为吃惊。
杨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使我尴尬起来。
吴校长却若无其事，他招呼杨老师“快坐”，又对她说：“罗世凯同学也主张我租活动房。至于体育课怎么上，总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我没想到，杨老师一开口，反倒是和校长表扬我：“刚才同学们一致反映，大扫除当中罗世凯表现得特别好，尤其是不怕脏，积极地清除垃圾”
我真想跟她说：“我那么提怪问题，跟您抬杠，不对”可就是说不出口。干嘛非我得认错呢？我只是低着头，假装正在研究新楼平面图中的一个细节。
这时候我耳边响起了吴校长的话语：“罗世凯，你是班上有影响的人物，特别在男生里头，你是有代表性的一员，希望你一定从各方面支持杨老师的工作，就像从各方面支持我这个校长的工作一样。从小学到中学，是人生从童年时代向少年时代过渡的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啊！它的意义，不比中学毕业以后，从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过渡的那个阶段意义小呢！”
啊，敢情人生有好多阶段：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壮年、中年、老年
吴校长的话，让我动了心。可也不知怎么搞的，我还是改不了跟大人抬杠的劲头。你说东，我偏要说西。你让我往南，我偏要往北——最要命的是，我明明知道大人让我往南是有道理的，我也偏要先往北拱一段，然后再悄悄地朝南拐。
我忽然变得爱照镜子了。上小学的时候，镜子对我毫无意义——除非公园里花钱才让照的哈哈镜——我那时候甚至记不清家里究竟有几面镜子，可
是现在我不仅充分地利用着洗手池前的小镜子、爸爸妈妈屋里那大立柜上的穿衣镜和妈妈那梳妆匣上的椭圆形镜子，而且，我那磁铁开关的塑料铅笔盒中，也有一面专供我使用的小镜子。现在不用妈妈督促，我就能主动把脸洗干净，而且绝不让耳朵背后留有污垢；我一个月里至少在洗澡堂里洗两回澡，过去总是爸爸带着我去，现在，对不起，他叫着我的时候，我总是“没工夫”，而我去的时候根本也不约他。在澡堂淋浴的时候，我特别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就仿佛我身体里窜进去、流动着一种原来不属于我的东西
正当我跟杨老师相处得不错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吴校长来班上宣布：“你们的杨老师病了。她需要住院治疗。也许还要动手术。以后由彭老师来代她的课并担任你们的班主任。”
这位彭老师一开始很让我们兴奋——他有四十来岁了，听说挣七十块的工资，不消说学历、年龄都比杨老师强；而且他讲话比杨老师风趣，头一堂课就把我们逗得不断发笑。可是几堂课上过去，我就发现他备课没有杨老师认真，他那些逗趣的话其实全不是什么知识，正经该传授的知识他却讲得含含糊糊，而且有时候也还把知识讲错。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我故意凑到讲台跟前向他提问，在他回答我的时候，我根本没听他的，只是注意观察他那摊开的备课本——嗬，他还让我们把字写工整呢，瞧他那教案，潦草得跟鸡爪子扒过一样！这几秒钟的印象，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刺激——敢情不一定挣工资多的，课就一定讲得比挣工资少的好。
当晚在家里看电视，新闻里有一段开一个什么科技方面的会议的报道，当画面上现了一个满脸褶子的老专家时，我故意大声地发表议论说：“嗬，呆头呆脑——甭看资格老，其实不一定有什么真学问！”
妈妈一听就急了，训斥我说：“你怎么张口就这么反动？你跟谁学的？”我理直气壮：“谁反动？我有我的看法，许不许？”
妈妈决定立即压下我的气焰，她宣布说：“不许！你还不到对这类事有你的看法的时候！你应当听老师和家长的话，不许胡思乱想，更不许胡说八道！”
我扬起下巴，冷笑着。恰好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孙中山先生的像，我便故意又大声议论说：“其实孙中山特别喜欢蒋介石。北伐战争的时候，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呢！”
妈妈简直是打算把我扭送派出所，她用两个拳头捶着她的膝盖说：“你还要犯浑是不是？你不当上小反革命不甘心是不是？你就这么浑下去吧——早晚有一天你给咱们家惹祸！”
爸爸一面劝她一面劝我：“你也用不着上这么高的纲，别急成这模样——小凯呀，你不要故意惹你妈着急、生气。过去，老师跟我们教给你，让人知道蒋介石是大坏蛋，这个结论是推不翻的。这是就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总作用下的结论。当然啦，你现在大一点了，知道的也就多一点。你知道孙中山先生信任过他，他当过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当过北伐军总司令也就是说，在他背叛革命之前，他也曾经有好的一面，那么，你应当怎么想呢？你不应当觉得原来大人告诉你的结论不对，只应当懂得：一个人的好坏不是一成不变的”
“行啦行啦，”妈妈打断爸爸的话说，“你越讲那些个越长他说反话的习惯！他这种乱说乱道的习惯说到底都是你纵容出来的！你就这么纵容下去吧！”
眼看他们就要对吵起来，我只好跺跺脚说：“好啦好啦，我不说不问了还不行？快看电影吧！”
电影里播出那部影片本是我们盼望已久的，结果大家情绪都受了影响，兴趣大减。
第二天上彭老师的课，我比往常更注意挑他的错。他在讲解“阴森”这个词语的过程中，为了增添同学们的兴趣，举例说：“法国巴黎，有个巴士底狱，嗬，那里头呀，又黑暗又潮湿，可瘆人啦！你们看过电视连续剧《双城记》里头，有的镜头就是在巴士底狱里拍的”
听到这儿，我立即把右手高高举起。
彭老师把我叫起来：“你有什么问题？”“我没问题。可你讲错了，”我郑重其事地宣布，“巴黎，巴士底狱早
在二百来年前就让人民给拆了，拆得一块砖头都不剩”彭老师耸耸肩膀说：“是呀，那又怎么样呢？”“你讲错了！”我怀着一种胜利者的喜悦，大声地宣布说，“你说《双
城记》有的镜头是在巴士底狱里拍的，这根本不可能。巴士底狱早就没有了，现在那地方是个广场，叫巴士底广场、广场当中有个高高的纪念碑、上头有个自由神的塑像，背上有一对翅膀”
彭老师很是狼狈。可他绷着脸瞪着我，不愿意当着全班同学认错。他想了想，敷衍地说：“巴士底狱拆没拆跟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我们现在弄清楚的是‘阴森’这个词的含义，而巴士底狱的景象确实最适合用‘阴森’这个词来形容”
他挥手让我坐下。我没坐下，而是环视全班同学说：“他讲得不对。巴士底狱肯定早就拆了。我爸爸的老同学马叔叔前些日子刚从巴黎回来，我当面听他讲过巴士底广场的来历。”
我的这种态度，以及班上大多数同学——包括一部分女生——对我的露骨钦佩，强烈地激怒了彭老师。他气得把讲台猛地一拍冲着我怒吼起来：“罗世凯！你要干什么？究竟是你讲课，还是我讲课？”
嗬，给我来硬的，我才不怕呢！我从容不迫地对他说：“反正谁讲也不兴瞎讲，讲就要讲正确”
彭老师气得眼珠都快从眼眶里蹦出来了，他气急败坏地伸直胳膊指指我，又指指门，命令说：“你不愿意听我的课，就请你出去！出去！”
要在小学，我非给这招吓哭不成。可现在我才不怕。出去？出去就出去！怎么着？
我冷笑着，毫不犹豫地离开座位，在同学们众目睽睽下，晃着肩膀走出了教室，并且在一股我自己也弄不清的力量支使下，又一直走出了学校，当我稍微冷静一点以后，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热闹的街头。
风吹着我的脸。我这才觉得自己的脸有点发烫。我把双手插在裤兜里，挺着胸脯顺着人行道往前迈步。多数行人并不注意我，只有一个卖糖葫芦的大小伙子用一种古怪的眼光望了我一阵，还有一个显然是农村来的背着一摞丝棉的半老头儿，斜着一对老鼠眼瞥着我好几眼我心里只是暗笑。我理也不理他们，管自朝前去。我想那些个编破电视的人这下可有得瞎编的了——我，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因为被老师轰出了课堂，流落街头，结果轻而易举地被教唆犯俘虏，从此堕落下去自然，最后我经历了番坎坷，总算“浪子回头”，结尾是我又重新回到班上，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鼓掌欢迎，
于是这时候唱起一首插曲，大概少不了还是请李谷一阿姨来唱，她用一种娇滴滴的气声演唱着：“回来吧，孩子！回来吧，孩子！你这迷路的孩子，快回到集体的怀抱”于是镜头上是我的大特写，演我的演员因为哭不出来，导演拍那个镜头的时候就往他眼眶里点甘油
“咳，什么呀——瞎编！真该给他们一个‘大哄子’！”我不禁笑出了声来，“我？我能因为让彭老师轰出来就变成小偷流氓吗？笑话！”
于是我刹住脚步。我决定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非常有意义的事。哼，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不会堕落，反而会出乎他们意料地充分表现出我的优秀品质。
我应当做一件什么事呢？忽然，我想到了杨老师。杨老师正在住院，我应当去看望她！我不能空着手去，我要给她带去一样她特别高兴的东西！
想到这里，我便对身上的口袋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搜索，结果一共找到了八毛六分钱，这都是我从妈妈给我的零花钱里节省出来的。
手里摸着八毛六分钱，我沿着大街往前走，望着每一家路过的商店。我该给杨老师买样什么东西呢？吃的？用的？啊，花木商店！对呀，买吃的，买用的，都不如给杨老师买一盆花儿！
我便到花木商店里，给杨老师用八毛儿买了一盆翠绿的文竹。
捧着那盆文竹，我来到杨老师住的那个医院。我跟班上的同学前些时来医院看过她一次。那次她见到我非常高兴。这回看到我捧着一盆文竹来看她，一定更加高兴。不过，她会不会问我：“我怎么这时候来？这时候不是该上课吗？”我怎么办呢？撒个小谎，还是干脆实说
可是到了医院住院部，人家跟本不让我进去。原来那天全天都不让探视病人。有什么法子呢，我只能把文竹留给了他们，让他们转交给杨老师。人家问我：“你是她家什么人？”又跟我说可以随花盆送进个条子去，我只是说：“你们就把文竹先送给她吧。”我条子也没写，就离开医院了。
离开医院以后，我忽然无聊得要命。我有点后侮我花掉的那八毛钱，因为我来到了电影院门前，刚好有一场《疯狂的贵族》，这电影爸爸往家里拿过招待场的票，那时候我根本不想看，可现在我要能看上一场该多好呀——票房里的那个阿姨托着腮帮子发愣，有的是卖不出的票，但我手里归里包堆只有六分钱了。唉，没法子，我只好在电影文告底下转悠了一圈，用五分钱买了一根巧克力冰棍，小口小口地吮着，懒洋洋地继续朝前盲目地走去。
我真希望能遇上点什么奇迹，比如说，有个大流氓正欺侮一个小女孩，那么我一定立刻冲上去抱打不平；再比如说，忽然前面树根底下出现一个钱包，鼓鼓囊囊的，里头至少有一百块钱，还有工作证什么的，我立刻捡起来，并且立刻奔跑着去交给警察叔叔末后失主找来了，他感动得要命，抽出一张十元的钞票要酬劳我，我便高傲地说：“你要这么看待我，我就把你的钱包扔回那树根底下去！”可我又干嘛非得扮演正面角色呢？我干嘛不拣起一块石头，朝那药店的大玻璃窗扔过去？也许那就会把我逮起来，关进拘留所，我都这么大了，尝尝拘留所的滋味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还有那信托商店的收购部，挂着好大的一块牌子：“谢绝参观”。凭什么“谢绝参观”？我干嘛不勇敢地闯进去？人家轰我也不走，我就是要参观嘛！喏，前头是一家储蓄所，究竟存钱是怎么一回事？干嘛要给存钱的人利息呢？这不是鼓励不劳而获吗？我身上正好还有一分钱，一分钱给不给存？一个月给多少利息？
可是到头来我既没遇上什么奇迹，也没真的胡来，我走进一座百货商场，很快便找到一件既能消耗我那多余时间和多余精力，又很有意义的事来做——我帮助清扫场地的那位师傅推着地刷来来去去，那地刷跟地面的接触宽度足有一米半还多，蘸了汽油，推着锯末往前那么一推，地面就变得干净极了，推把上还安装着一个铃裆，遇到有顾客挡路时，我们就按铃提醒他们。
那师傅有我帮忙，省劲多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许多。当然，他问了我：“小同学，你们今天怎么不上课呀？”我就撒谎说：“昨天我们学校开运动会了，所以今天休息。”他表扬我说：“你昨天也有竞赛项目吧？瞧，累了一天，你也不歇着，还来义务劳动！”我随口说：“没事儿！我爱推铅球，帮您这么一扫地，我胳膊不就长劲了吗？”
说实在的，我干得蛮快活，不知不觉就到了商店关门的时候了，我还要帮那师傅做最后的清扫，他无论如何不让了，说我该回家了，不然家里大人会着急的。临告别时，他一再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我挺不情愿地告诉了他。出了商店以后，我为这一点后悔了半天，我溜溜达达地往家里去，心里很轻松。我觉得天边的晚霞像一团团粉红色的草莓冰激凌，而那些电线杆上伸向马路当中的新型路灯，活像一把把可以用来吃那些冰激凌的大勺子。我把跟彭老师闹纠纷的事撇在了脑后，就仿佛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直到上了楼，来到我家住的单元门口时，我才感觉出今天毕竟有些异样。我家的门没有掩实。推门进去，耳边立即传来两个重叠的声音：一个是妈妈抽泣的声音，一个是吴校长劝慰的声音：“要知道，13岁的确是个可怕的年龄。孩子在这一岁里生理上、心理上都发生了某种剧烈的震荡，我们一定不能简单化地去理解他们和对待他们，尤其要避免从政治上、品德上去给他们生硬的结论，而应当学习一点少年心理，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心理状态，同时引导他们逐渐地认识自己和约束自己，像关心他们的生理卫生一样，帮助他们搞好心理卫生”
我站在过厅里，屏住气息听了听，说实在的，没有听懂，可我忽然非常感动。光吴校长讲话时那种声调就令我感动。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些话语比我以往听到过的任何话语都更神秘13岁是可怕的！13岁为什么是可怕的呢？还有，什么叫心理卫生啊？
爸爸最早听出了我的动静，他突然从里屋走出来，望着我，脸上的表情说不出的复杂。
“他回来了。”爸爸向里屋的人们宣布说。
我随爸爸进了屋。
坐在沙发上的妈妈一看见我，竟然用手绢捂着鼻子，索性哭出声来。就因为我正好13岁，她就怕成了那样吗？
屋里还坐着彭老师。他见了我，脖子上的喉骨直滑动，仿佛在这以前他一直有口气咽不下吐不出，这时才开始松快起来。我注意到我书包已经搁在桌子上了，显然，是彭老师给我带来的。我忽然可怜起他来。巴士底狱真不该拆得精光，哪怕拆得只剩一间牢房也行，那样我跟他就全都正确了
只有吴校长表情很平静。他点点头说：“正在说你呢。其实我知道，就是你说着反话的时候，跟老师和家长抬杠的时候，你的心眼也并不那么坏。你现在是不是挺喜欢照镜子？”
我点点头：“喜欢。您怎么知道的？”
吴校长说：“因为我也有过13岁。可是我跟好多好多的大人一样，平平安安地过来了，还有一个16岁。这是两个生理上、心理上震荡得最厉害的关口。要学会像照镜子检查自己的容貌一样，经常地约束住自己的心理冲动，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我站在他们当中，对吴校长，也对爸爸妈妈和彭老师说：“我不大懂。不过，我可不怕13岁！你们相信我吧，起码我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弄得你们一群大人都为我着急！”
妈妈发出一阵形容不出的声音，又像哭，又像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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