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访】
金秋时节看老乡
1980年秋，成都日报副刊部编辑廖友朋同志，知道我要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进修后，就约请我写一篇关于巴金的专访。他为我出具了一张报社的介绍信，希望我访巴金成功。离蓉前，我到名作家艾芜家中作客。他得知我要赴上海访巴金，十分支持。他告诉我说，几个月前他才同巴老一道访问日本归来，在北京分的手。这次，希望我代他向巴金问好，并亲笔写了一封信，请我转交给巴金。
1980年9月21日，礼拜天，下着小雨。一大早，我先与巴老挂通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同志，她向巴老通报后，约我九点去。后来我知道，这位女同志是巴金的妹妹。
上午8点，我从复旦大学出发，9点到达巴金家。巴老住在五康路上一幢小洋楼里，周围有院墙围着。我按响门铃后，一位青年人来开门，问：“是从四川来的吗?”我回答说：“是。”他说“欢迎，欢迎!”并带我来到一楼客厅。这位青年人就是巴老的女婿。
不一会儿，巴金从客厅外的楼梯上下来了。这之前，我听到巴老的妹妹大声向楼上喊到：“三哥，四川老乡来啦!”
巴金一下楼，连忙招呼我坐下，并泡了杯茶给我。他中等身材，满头银发，身穿一件普通的蓝色中山服，瘦削但结实的面庞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慈祥、亲切、智慧的光彩。他看了艾芜写给他的亲笔信后，关切地问起艾老的身体好吗，同时问起家乡成都和近况。
我们交谈就从成都开始，他谈到自己离开家乡后四次回成都的情况，又讲到他这次到北京去出席全国人代会的感想以及现在正进行的写作和今后的计划。我向他汇报了四川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和飞跃进步，他感到十分高兴。
这次采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10点半钟，我起身告辞，并和他一道走出客厅，在花园为他拍照。他的女婿也给我和巴老拍摄了合影。临别时，巴金亲笔签名赠给我一本他刚出版的新作《随想录》。不久，我写的一篇名为《金秋时节访巴金》的专访，就在成都日报《周末版》上头条位置发表了。
【二访】
巴老论文明
1980年10月26日，又一个星期天，还是在上午9点，我第二次来到巴金家采访。这次是应新创刊的《文明》杂志社编辑之约，写一篇巴金论文明的专稿。
巴老热情地在客厅里接待了我。我将一本名叫《巴山蜀水》的书和上次为他拍摄的几张照片赠送给他。他十分高兴，一边看照片，一边称赞说：“照得不错!”然后，他又到楼上书房去，取来《巴金文集》上、下两册，亲笔签名后送给我。
巴老在客厅里从“文明”这两个字的含义，到文明史的发展，一直谈到怎样培养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讲得非常明白、透彻、深刻。他特别强调文明要从我们每个人做起，无论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大家都来共创文明。这样，社会才能繁荣，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能一天比一天生活得更好!
这一天，阳光明媚，巴金的情绪和精神也非常好。他最疼爱的外孙女端端，就坐在他对面，巴老不时笑着逗她玩。交谈在十分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10点半钟，我又邀请巴老、还有他的外孙女，一起来到客厅外的花园里照了十多张照片。
【三访】
修改文稿
我第三次来到巴金家，是在1980年10月29日，主要是把我写好了的《巴金谈文明》一稿，送请他审阅。上午9点半，我走进巴金的院子里，他正和他的儿子小棠在花园里散步。巴老一见我来了，便十分高兴地让我在客厅里坐。我将文稿递给他，请他过目。他谦虚地说：“不用了吧?”我说，怕写得不好，请你提些意见。他于是坐在沙发上，仔细地看了起来。
我写的这篇专稿，一共只有十页稿纸。我看他一页一页地翻阅完，又回过来看前几页。我紧张地问：“可以吗?”他说：“好，我同意。尤其是其中写的老年人、中年人要带头树立文明新风，这一点很重要。身教重于言教嘛!”我又问，有没有写得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他想了想说：“没什么大问题。只是你文章中写我客厅里有十几把沙发，是夸大了。你看，只有几把嘛。”我连忙遵照他的意见作了修改。这篇专稿，不久就在《文明》杂志上发表了。
【四访】
巴老“认错”
我第四次访问巴金，是在1980年11月30日。这次，我向他送去成都日报《周末版》上刊载我写的《金秋时节访巴金》样报，还送他几张拍的照片。他高兴地说：“谢谢你!”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亲切地交谈。我谈到，在复旦大学我接触到的师生，大家都十分尊重他，十分热爱他的作品。一个重要因素，是感觉到他为人正直、善良，一贯讲真话。巴老听后，谦逊而诚恳地对我说：不能说我一贯讲真话，在那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不可能一句违心的话都没有讲过。问题在于，知道过去讲错了，现在就要承认，并认真纠正。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就一贯正确，老不承认事实。巴老这一席实事求是、坦诚深刻的谈话，给了我永远难忘的教育。
【五访】
捐资建立现代文学馆
1981年4月25日，我第五次访问巴金。他告诉我，前几天他刚从北京回来。这次赴京，一是参加茅盾同志的追悼会，二是出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三是参加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的筹备活动。他对茅公去世，深表惋惜，并且说：“要是茅公能再活十个月，他正在赶写的回忆录就基本完成了，多么可惜啊!”
我向巴老提起了他倡议并带头捐资建立现代文学馆的事。他说，这件事很重要，是总结我国几十年新文学的经验，总结现代文学的成就，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很有意义。精神文明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建立文学馆就是一种很好的积累，是功德无量的事。他还说，现代文学馆要建设成既是资料中心、又是研究中心。它建立后对各大学中文系的教学、科研工作，也将会有很大推动作用。
前几天采访巴金，我们都是在一楼客厅里交谈。这次，我提出希望照几张他伏案写作的相片。巴老高兴地答应了，并带我一起上了楼。楼上是内外两间大屋，堆满了书柜。桌上、沙发上、椅子上，到处放满了各种杂志、画报、书籍，有许多是刚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巴老坐在外面向阳一间屋的书桌前，伏案写作，我利用正好射进的明媚阳光，拍下了几张照片。
这次告别时，巴老还欣然为我题词留念。他在一本精美的笔记本扉页上写道：“学到老!沛篁同志，巴金，八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这的确是对我的一种十分珍贵的鞭策和鼓舞。
【六访】
向巴老辞行
时间如流水，我在复旦大学的一年进修快结束了。这时，我自然想到给了我许多教诲与帮助的巴老，应当去向他告别。1981年6月14日，我第六次来到巴金家。当他知道我就要回四川后，感慨地说：“时间还是快啊，转眼间就一年了。”他还说，他非常想念四川，一定争取早些回四川看看。他特意取出一本刚出版的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亲笔签名赠给我。
【七访】
“提问要具体”
一天后，我又收到学校中文系一位讲授现代文学课的老师的来信，要我一定代他向巴老请教几个文学教学和科研中的问题。于是，1981年6月16日下午，我第七次赶到巴金家中拜访他。他十分耐心而认真地一一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足足畅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我谈到回川后有问题可能还会向他请教时，他笑着说：“可以，只是你们的问题一定要具体。不要问得太大，如问什么那时的感想如何，对某人的评价如何，问题太笼统了，不好回答。越具体越好答。”
下午5点，有汽车来接巴老全家外出，我怕耽误他的时间，连忙告辞。我一再祝愿他保重身体，健康长寿。他表示谢意，并亲自送我到院门口。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再见，我期待着再在上海见到你!”
七次访巴金，不仅仅是我新闻采访实践中的难忘收获，而且也给我上了人生道路上极好的一课。巴老的高尚品格、渊博知识和治学精神，至今一直激励着我。
(摘自《华西都市报》2002年8月15日邱沛篁文《七访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