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文献片《邓小平》摄制组在德国南部的德累斯顿采访与邓小平有过交往的外国元首和政治家，他们从世界三十多个国家来到这里参加第十二届“国际行动理事会”。
6月6日上午，摄制组一行到达德累斯顿。从新闻处提供的名单上发现，与会人员有一些变动，他们原准备采访的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等都因故未到，而名单上出现了原来没有预报要参加会议的政治家。于是，他们赶快修改了一些采访问题，对采访人员作了一些调整。
大会开幕式要在6月7日下午4点才举行，就是说他们有大半天的采访时间。他们通过努力拿到一份政要们的住宿房间号，由翻译小姐直接给房间打电话，接电话的往往是这些政要本人，面对中国记者的热情不便拒绝，这一招比较有效。与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的联系便是一个例子。他接到电话后开始婉拒，后同意到他的房间谈谈。记者同翻译过去了，向他介绍了采访的目的，他考虑了一下，回答说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但必须是大会结束后。后来在几天的会议中，记者得知特鲁多先生在几次发言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现状和经济发展，批评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实之词，这使记者理解了他为什么愿意接受独家采访的原因。
剩下的方式就是“守株待兔”。对荷兰前首相范·阿赫特的采访就是用的这一方法。7日下午开幕式后，举行冷餐酒会，各国政要们都在自由交谈，记者看到阿赫特独自走到门口，就迎上去说明身份后请求采访，他便欣然同意了，并回到开幕式会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在这次采访中，也有一些难忘的教训。对英国前首相卡拉汉勋爵的采访就是如此。7日，记者与他联系上了，提出了采访问题，问题主要涉及中英香港问题。没想到他首先问记者是否看过他写的一本小册子。记者坦诚相告，他便将这本书交给记者，让记者看一看再采访。可是当记者连夜进行了充分准备，第二天如约再去采访时，他却压根儿不提前一天的事情，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他耐心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
8日中午大会休会了，摄制组的翻译立即出动，去分头约请采访对象，这是“主动出击”的方法。摄制组顺利地请来了葡萄牙前首相平塔席尔戈和瑞典前首相乌尔藤斯。这些天里，他们还采访了尼日利亚前国家元首奥巴桑乔，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里亚斯等人。
摘自《中国记者》1997年第2期，褚嘉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