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派戏剧的思想基础——存在主义

二十世纪，对人类生存荒诞性认识，集中地体现在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之中。存在主义哲学形成于十九世纪末，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惨酷的现实社会使其得以发展，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成为统治西方社会思潮的主要哲学思想。

存在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对人类生存根本性问题的思考。
在以往的欧洲人信仰中，宗教占了主要地位，人们依靠对神的信仰而得以肯定自身存在的意义。那么在“上帝死了”之后，人类的生存究竟有什么形而上的意义呢？存在主义者认为，人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人一生中最大的事件，但对世界来说，却纯属偶然。因为这个世界并没有征得我们每个社会成员的同意，是粗暴的，不合理的。而每一个人降生于世界上，都要行色匆匆地走完他的人生历程，也就是说，生与死，都不由每个人自己作出主张，所以人的生存，根本上就是偶然的、荒诞的。海德格尔曾说，人“暴露在这个世界上，孑然一身，没有救助，无法逃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扔到这个世界上”。存在主义还认为，就每一个人的生存过程来说，“自我”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是生存的“阻力”，每一个人都是孤独无助的，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存在同整个生存的环境，是互相敌对的，互相陌生的，人们被迫遭受到一连串非理性力量的压迫，受尽痛苦而无法反抗与解脱，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失败。因此，世界是荒诞的，人的存在也是荒诞的。

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加缪曾经写了一部随笔式的哲学著作《西绪福斯神话》，副标题就是《论荒诞》。这本书集中了他对荒诞的理解。他认为，一方面是人们具有的传统的理性精神，一方面是世界的非理性，二者不相协调，就是荒诞。所以“荒诞取决于人，也取决于世界”。既然世界是荒诞的，那么人类生存也是荒诞的。书中引叙了一位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神西绪福斯的遭遇。他原是科林斯王，死后降入地狱，被天神惩罚，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刚接近山顶，巨石就滚落下来。于是，他又重新将巨石推上山去。如此周而复始，徒劳无功。西绪福斯每次接近山顶，意味着他将要获得意义，然而巨石每次滚落下来，重新使他堕入无意义的深渊。西绪福斯就这样永远受着这种苦役的折磨而不得解脱。虽然他对这种苦役并不屈服，并不断地鼓足力气反抗，但终归失败。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所针对的，正是二十世纪西方社会人们生存状态。他认为人们每日为生活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却不过是每天进行着同样的工作，随着同样的道路行走，“说到底，这双行将腐烂的脚为了生活东奔西走，又有什么意义呢？”加缪给二十世纪的人们的生活精心绘制了一幅图画：

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大部分时间是都轻易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

加缪认为，二十世纪世界的居民们，生活于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理性的绝望时代，这就注定了人类的毫无希望。他说：“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人便自己觉得是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于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同时他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生活的分离，演员与舞台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

在这个基础上，存在主义者提出了“存在即死亡”的命题。他们认为，人们生存的种种状态，如“恐惧”、“焦虑”、“厌恶”等等，归根结蒂都是死亡的表现。海德格尔说，存在主义就是“死亡哲学”。萨特也说：“我孤独而自由，可是这种自由有点象死亡”，“希望是不会有的”。这也就是说，人类摆脱苦恼与恐惧的根本方法，也就是说摆脱生存荒诞性的方法，就是死亡。这些，都对五十年代的荒诞派戏剧奠定了思想基础。

存在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是法国的萨特与加缪，他们的作品大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类生存的荒谬。萨特的成名作《恶心》是一部典型的存在主义小说。主人公罗康丹感到，人不过是“一堆柔软的，怪模怪样的形体，
乱七八糟，赤裸裸——一种可怕的猥亵的裸体。”“我们所有这些人都在这里又吃又喝来保存我们宝贵的生命，实际上我们没有、丝毫没有任何生存的理由。”因而他用荒诞两字来概括这个世界。加缪的名作《局外人》更为典型。主人公是四十年代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司的一个职员莫尔索。他意识到了“一切都是荒诞”，产生了对世界的绝望心理，因此对一切都麻木冷淡。一天，他接到电报说母亲去世，他立即前往奔丧。他并不悲痛，甚至到了养老院后，居然在灵堂上喝咖啡、抽烟、昏昏欲睡。当别人前来吊唁时，他还感到可笑。第二天，他去海滨浴场游泳，遇到他过去的情人玛丽。仅仅在看了一场电影后，他们就同居了。但这又并非出于爱情。玛丽提出结婚，他感到结不结婚都行，于是答应了。分手时，玛丽问他想不想知道她以往的情况，莫尔索说他没有想过问不问。又一天，他与玛丽和朋友雷蒙一块去海滨，遇上两个阿拉伯人，他们向雷蒙挑衅，双方殴打起来，雷蒙受了伤。之后，莫尔索再次来到海滨，遇到刺伤雷蒙的阿拉伯人，莫尔索没有经过考虑便打死了他，被投入监狱。在狱中，他仍然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甚至对于死。检察官审理了案子之后说他“根本没有灵魂，没有一点人性、人类心里的道德观念，”虽然他“决不是一个坏人，没有办过任何坏事”。莫尔索被判死刑，却非常平静。临刑前他“没什么好说”，照样吃饱睡足。他感到既然人们都要死去，“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都没有什么大关系。”莫尔索是一个精神上的畸形，他象被抽出了灵魂，说不上好，也谈不到坏，因为他完全是一个现实世界的“局外人”，所以作者说他“只是荒诞”。他对母亲的死，对女性热烈的爱，对于法律的制裁，都极度冷漠，仿佛与己无关。甚至于对自己也好象成了局外人，似乎自己与自己也完全不相干。莫尔索不但失去了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小说表现了存在主义有关人类生存的思想：人们糊里糊涂地来到世上，身不由己，无事可作，最后又糊里糊涂地离开这个世界。人的生存毫无意义，却又不能反抗，只好听其自然，最终以死来摆脱荒诞的一生。

不过，存在主义哲学毕竟还有它的积极之处。加缪认为，理性仍然是解决人类问题的钥匙。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加缪描绘了现实社会人们毫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可笑的生活行为，但接着又说：“仅仅有一天，产生了‘为什么’的疑问，于是，在这种带有惊讶色彩的厌倦中一切都开始了。”也就是说，一旦人们对自身与世界的荒诞有了认识，对这种生存状况感到倦厌，就是理性的表现、意识的觉醒。加缪赞赏人对荒诞世界的反抗。在他看来，两绪福斯就是反抗荒诞的英雄。虽然他将巨石推向山顶，最终又掉落下来，但他却意识到这种命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在其中篇小说《鼠疫》中，一场鼠疫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城市。市政当局动用了各种手段，仍不能控制鼠疫的蔓延，每天都有大批的居民死去。而一位医生里厄，面对这个行将灭亡的城市却不屈不挠地与之顽强斗争，直至最后自己也染上鼠疫。小说表现了加缪这一积极思想：“神已经死了，而人还在”。

为了和作品内容的荒诞性相适应，存在主义作家们在作品的艺术技巧中也偶尔加入了若干离奇荒诞的成分。加谬的《局上人》情节松散，由一些彼此不相干的偶然事件组成，前后并不连贯，往往无前因而无后果，从而造成一种荒诞感。主人公杀了人，却没有明确的杀人动机。法院的审理则更为奇特。他们判决莫尔索死刑，所根据的并不是他是否杀人，而是针对他在母亲
去世之后无动于衷的态度，断定他在母亲葬礼上违反习俗，没有灵魂，没有人性，人面兽心。美国的存在主义作家诺曼·梅勒的长篇小说《一场美国梦》中，主人公斯蒂芬·罗杰克在十二小时内干下了一连串暴行。他杀死了妻子，并将尸体从十层楼上扔到大厅，随后强奸了女仆，并同一个夜总会歌手放纵情欲，最后走向沙漠。全部行为似乎找不到任何现实中的根据，如同梦魇一样。存在主义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场景，有时也是荒诞离奇的。萨特《禁闭》中甚至出现了三个幽灵一块出现于地狱这种非现实的图景。这些情节与场景的安排，都是为了表达“存在即荒诞”这一中心观点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