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特：屋外的威胁

荒诞派戏剧在法国巴黎诞生之后，迅速在西方世界引起广泛的响应，在英美等国，都出现了荒诞派的戏剧大师，如英国的品特与美国的阿尔比。

就品特而言，他的作品也常常表现世界的荒诞与人类生存的荒诞，但其大多数作品则着重表现另一个重要主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与恶化。在这方面。他超过了他的法国前辈。

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关系之一。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为了对付强大的自然力量，不得不组成合作的关系。农业文明时期，整个社会以农业劳动为基本的社会劳动。由于人类以土地为生，往往以村落为居住方式，几代人长期居住在某一固定的地方，比邻而居，安土重迁，他们甚至能说出邻居祖先几代的名字。这种交往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社会学家称之为原始接触、或原始关系。随着大工业的建立，机械化生产替化了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现代化大工业使社会分工日益精细，整个生产活动由社会安排，人们不过按分工不同，各自从事某一项事务。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常常被割裂，成为不完整的、片面的。人们按照职业要求（如律师、教师、公司职员、产品推销员、信贷员等等）与邻近一个行业发生联系，（比如律师与当事人，教师与学生，公司职员与公司老板，推销员、信贷员与客户）。当然，这只是个基本的划分。

由于分工极细，人们只专注于社会安排给他的那项分工，而个人生活的其他大部分内容，被社会取代，也就是由他人来完成。因此，人们不像农业社会那样，不仅耕耘土地，而且还制作食品、酿制酒类、纺布织衣，等等。在现代社会，人们往往通过货币交换来满足种种社会需求，甚至连国王的衣服、皮鞋也要在商店购买或定制。所以，人们的交换越来越多，但交往越来越少。所谓多，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人与人的交换关系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社会分工越细，交换关系越多；所谓少、是指社会分工越细，人们的关系就越被割裂，越来越片面。这种交往完全不同于封建宗法社会那种对别人全部理解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了，人们的关系，不再亲密，而是变得陌生、冷漠。随着资本主义竞争的加剧，个人主义的极度扩张，这种陌生与冷漠，最终导致互相侵害。按照萨特的一句名言，就是：“他人就是地狱”。

品特的作品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剧情大都发生在一间小屋之中。这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品特有一个剧本《一间房》，背景是一幢出租的公寓，舞台是一间破旧的房间。本来，房客赫德太太住在其中，感到非常安全。她足不出户，不去打扰别人，别人也不来打扰她的清静。可是后来情节的发展使赫德太太的安全感不断丧失。先是一对年轻的夫妻说要来租房，打破了宁静。后来，房东也来了，还领来一个黑人瞎子。不断到来的客人使赫德太太越来越感到不安，最后居然双目失明了。

作品中的小屋，给人一种安全感，是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放心、可以信赖的栖身之地，而屋外则是荒诞的、不可知的外部世界。赫德太太足不出户，就表明她对外界所感到的恐惧。但是，既使是呆在自己的一间房里，也不能保证身心的安宁。外部世界不断地击碎她的安全感，最终使她陷入荒诞、恐惧之中。正如同这间小屋与外部世界一样，赫德太太与来访的客人也构成敌对关系。在品特看来，孤独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威胁与侵犯。
《一间屋》是品特的第一个剧本，它确立了以后品特创作的基调，成为其众多剧作的基本构架。品特承认自己以后的创作都来自于《一间屋》的启发。他曾说：“两个人呆在一间屋子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屋子里的两个人打交道。幕名，意味着提出一个包含许多可能性的问题。这两个人呆在屋子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品特解释了为什么以屋里为情节背景。他说：“显然，这两个人害怕屋子以外的东西。屋子外面是一个向他们压下来的可怕的世界。对你对我都同样是可怕的。”

品特这段话包含了两重意思。首先，由于世界的荒诞与可怕，人们为了躲避威胁而藏身于屋子之中，尽管这样，外部世界的压力还是无孔不入。其次，既使是没有面对外界压力，那么，房间里只要有人——有两个人——就势必构成敌对关系，发生恐怖事件。

这个思想在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剧本《送菜升降机》之中。在一个地下室里，住着两位职业杀手，一个叫班（他显然是负责者），另一个叫格斯。地下室是一个废弃不用的厨房，与外界隔绝，只有一个送菜用的升降机与外面相通。班和格斯在等待上级的指示，既恐惧又无聊，格斯不停地穿脱鞋子，班则在看报。无聊之中，两人疯疯颠颠地议论着报上登的稀奇故事，什么八十七岁的老人钻到了车底下，什么八岁的女孩子或者十一岁的哥哥杀死了一只猫等等。虽然是职业杀手，可他们俩心里仍然对杀人感到深深的可怕，于是谈话内容开始转移到与杀人有关的事情上，格斯询间联系人什么时候来下达指令，班则回答说，随时都可能来，并警告格斯不要走出房子半步。格斯显然有点厌倦住在这里的生活，抱怨自己的主人从不考虑他们过的日子怎样，他还惦记着别墅队与快速队的球赛，而班则对这一切毫不理会。

这时，从门缝塞进一个信封。班和格斯开启了信封，里面却没有字，只装了十二根火柴。他们赶快打开门，什么也没有看到。班命令格斯拿火柴去点燃煤气，烧水，两个人居然为了究竟是“点水壶”、“坐水壶”还是“点煤气”的表达问题争执不休。他们想烧水，可是煤气没有了。格斯抱怨主子对他们照顾太差，他想起最后一次杀的是一位姑娘，那位姑娘被击中后血肉横飞，他心里着实不安。

这时，房间凸出的那面墙发出卡塔卡塔的很大的声响，好象有什么东西降落。班和格斯警惕起来，他们找到墙上的一个缝隙，发现里面是一个叫“哑侍者”的送菜升降机。一只大箱子用滑轮吊着，里面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几种食品的名称。显然，这是上面让厨房供应食品。厨房空空如野，早已没有任何食品，无奈，班和格斯只好将自己口袋中的饼干、巧克力、一包茶叶与一块果馅饼送了上去。升降机不停地送下菜单，但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上去了。

这时，他们在升降口右边的墙上，发现一个通话管。一吹哨子，上面就知道有人通话。于是他们往上面通话，说下边已经没有任何食品了。格斯饥渴难耐，不停地抱怨，班则提醒他行动时间快到了，开始给格斯下达指示，他说一句，格斯重复一句。格斯表现得十分焦躁不安，他认为，主子明知道没有煤气，还要送来火柴是在考验他们，并激动地问，过去谁住在楼上，现在又是谁。格斯又饿又渴，只好到卫生间去找水喝。此时，升降机又一次落下，并传来一声尖锐的哨声。班拿出听管，上面传下指示，原来竟是让他杀死格斯。当格斯从卫生间踉跄而出时，他身上的上衣、背心、领带与手枪都被剥光了。班立即用枪逼着格斯。
这篇剧作表明了品特“一间房”式的构思。两个杀手呆在地下室，对于外界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主子是谁，让他们干什么，都是未知数。而且他们对自己所住的这间房子也一无所知，究竟是厨房还是废置不用的咖啡店作坊？这表明了人与外部世界的隔绝。不仅如此，就是同一间房的两个人也往往不能沟通。格斯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与外界还有若干兴趣，而班则无动于衷。他们的对话也往往文不对题、答非所问，冷淡得可怕。而一旦命令下达，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干掉自己的同伙。

《生日宴会》是三幕剧，创作于1958年，较为典型地表现了人们所面对的威胁。剧中途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英国的海滨小镇上，住着一对老夫妇，男的叫彼梯，女的叫海格。他们以出租客房为某生手段。一年前，有个钢琴家斯坦利来到这儿，租下了一间房。他说他曾在世界各地开过钢琴演奏音乐会，很受欢迎。他曾经在伦敦附近搞了一次演奏，在计划第二次开演奏会时，他按时到了演奏场上，可是音乐厅大门却紧紧关闭着。斯坦利认为这是有人在捉弄他，究竟是谁呢？为什么要与他为敌？他也不甚清楚。从此，他就开始逃避现实。住在这里之后，斯坦利深居简出，终日无所事事。

这一天，本是斯坦利的生日，海格表示要为他举办一个生日晚宴，并告诉他，有两个新房客要来了，正好热闹一下。斯坦利听说后，感到十分不安，一再反对举办宴会。海格为了让斯坦利振作精神，给他买了一个儿童玩具鼓，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希望能唤起斯坦利弹琴的兴趣。斯坦利收下礼物，敲将起来，但越敲越上劲，渐渐失去控制，显得有点精神失常。

晚上，斯坦利见到了两位新房客，一个是三十多岁的爱尔兰人麦坎，另一位是五十多岁的狄太人戈德伯格。两个人先是向他祝贺生日，告诉他已经为生日晚宴准备就绪。斯坦利极不情愿和他们在一起，但说话之间仿佛觉得这两个似乎在哪里见到过，隐约感到，这两个人的到来，似乎与他有关，并预感到不详的征兆，于是虚与委蛇，想了解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一再暗示说，他不是他们所要找的对象，因为他没有作过坏事，请他们离开。这时，两个人凶相毕露，轮番指控斯坦利犯下了种种罪恶，麦坎说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戈德伯格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民族，甚至两人还动手动脚，抢走了斯坦利的眼镜。斯坦利不由得怒火中烧，举起椅子准备与两人厮打。正在此时，海格身穿晚礼服，拿着玩具鼓与邻居姑娘露露走下楼来，于是几个人又好象没事一样各自走开。

晚宴开始了，众人纷纷向斯坦利祝酒，而斯坦利则满怀心事，郁郁寡欢。酒酣之中，戈德伯格与露露居然无耻地调起情来。喝完了酒，大家感到穷极无聊，于是开始玩捉迷藏的游戏；由于大家轮留蒙上眼睛去摸其他人。轮到斯坦利当“瞎子”的时候，麦坎将他的眼镜拿走，打碎了镜片，并将镜框折断，之后，又将玩具鼓放在“瞎子”斯坦利面前。斯坦利正向前摸索，一脚踩进了鼓里，疯似的拖着鼓到处奔跑。他摸到了海格，紧紧地掐住了她的脖子不放，麦坎与戈德伯格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拉开。这时，电灯熄灭，露露突然发出尖声怪叫。麦坎用手电筒一照，只见露露躺在桌上，斯坦利正面对着她。麦坎与戈德伯格手持电筒，一面照着斯坦利，一面向他逼近。斯坦利精神几乎崩溃了，他咯咯地笑个不停，边笑边退。

这一夜，戈德伯格一直与露露厮混在一起，而斯坦利则被麦坎猥亵了。第二天早上，海格出外采办食品去了。彼梯很担忧斯坦利的状况，准备
给他请医生，而戈德伯格则粗暴地阻止了他，因为他与麦坎已经制服了斯坦利，准备携带他离开。此时，露露听说他们要走，气愤地指责戈德伯格昨夜对她的行径，并且说她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勾当。麦坎将她赶出门去。

斯坦利被带了下来，他的衣着、神情与昨天判若两人。昨日他还邋邋遢遢、不修边幅，此时却穿着黑色套服与雪白衬衣，还刮了胡子，只是神情呆滞，象木偶一样机械地迈着步子。麦坎与戈德伯格却不住地夸他面貌一新，完全变了一个人，并许愿说要为他配新眼镜，安排他去疗养，甚至让他成为名人。斯坦利听到这话，浑身发抖，缩成一团，想说话又说不出来。彼梯见状，反对麦坎与戈德伯格将斯坦利带走。两人威胁彼梯说，如果他要再加以阻止的话，就把他也带走，说完便带着斯坦利走了。彼梯伤心地呼叫着斯坦利，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了。

海格采办了食品回来了。她还不知道斯坦利已经被带走了，高兴地与丈夫议论起昨天的晚宴。她觉得昨天的宴会非常成功，感到得意非凡。

斯坦利是社会上的小人物，他老实懦弱，从没有损害过别人，但一种敌对力量总是跟踪着他。他逃到了小镇，原本希望能在租来的一间房中将自己与世界隔开，但既使是这份可怜的空间也不能保障可怜的安全。从剧中看，麦坎和戈德伯格所代表的迫害力量，并没有具体的背景，因而，很难说清他们究竟是出于什么日的，与主人公有什么关系，然而这正好说明了这种外来的威胁是广泛存在的。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包，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去，时刻威胁着人们。

斯坦利的行为则说明了人类面对外来威胁的窘迫与无奈。起初，但只是躲避，继而恐惧万分。他也曾试图反抗，然而，所面对的压迫太强大了，他开始丧失理智，精神错乱，变得歇斯底里。他绝望了不再反抗，成为恶势力手下的玩偶。应该说，斯坦利代表了西方社会大多数人们的生存处境与精神特征，他的那种压抑、焦虑、疑惑与惊恐是具有广泛性的。

品特的剧作有一个特点，就是背景的不可知，也就是说，他剧本中所发生的故事环境是虚幻的，难以捉摸。比如《生日宴会》中的那代表人类威胁的两个人麦坎与戈德伯格，说不清他们与斯坦利是一种什么关系，他们从何而来？又把斯坦利带向何方？再比如《送菜升降机》中，两个杀手究竟是为谁工作，升降机与通话管是谁安装的，都是未知数。甚至连一个杀手奉命干掉另一个杀手，也是影影绰绰、似是而非的。品特认为这并不是一种缺点，而是他创作的一种自觉追求。因为他觉得“真假虚实之间没有确定的界限。一个事物不一定非得是真或是假。它可以既真又假”。虚幻的场景正可以体现出世界的荒谬、虚幻与不可知。而“威胁感”的不可知，则说明了人类在它面前的苍白无力。因为，既然是不可知的，那么，人们便无法弄清它，更谈不上有效反抗它了。

品特有意采用时有时无、若隐若现的背景，表现人们所遭受的威胁，这在《搜集证据》中表现得最为充分。霍那先生似乎觉得妻子和别人有暧昧关系。他急于了解，费尽心机去搜集妻子私通的证据，却又难以确认。他诘问妻子和那个第三者，而他们虽然并不回避这个问题，但也说不清楚究竟是有没有私情，一时承认，一时又坚决否认。而他们承认下来的事实也是若有若无，互相矛盾。品特的兴趣大概并不在于事件本身，他着重说明的是人们感觉到威胁，不管人们能不能将它表述清楚，但至少人们感受到了，而且精神上产生了巨大的不安，这就是威胁。如果这威胁来自一件事以确定的事实，
其含义反而要狭隘得多。

品特的代表作是作于1960年的三幕剧《看管人》，剧中有三个人物。一位是三十出头的阿斯顿，由于小时候接受过电击疗法，他变得头脑迟钝，行动笨拙，无法工作。阿斯顿的弟弟米克，二十七岁，是一个能干的并且取得成就的小商人。米克靠倒卖房产赚了些钱，在伦敦西郊买了一幢废置不用的破旧房屋。其中只有一间能住，还经常漏雨，所以天花板上总是挂一只吊桶。米克让哥哥住在这里，并让他修缮一下房子，然后卖掉。于是，阿斯顿买了一些建筑涂料，准备粉刷房间。可由于心智低下，只是天天围着房子打转转，总也干不好。

一天，阿斯顿经过咖啡店，看到老板正在殴打一个老人。心地善良的阿斯顿将老头接回自己家中。老头名叫戴维斯，是个流浪汉。他说他原名叫詹金斯，后改名叫戴维斯，所以现在的姓名与证件不统一。他必须到锡德厄普将证件拿来，才能证实自己的身份，可他没有合适的鞋，所以不能走。戴维斯虽然穷愁潦倒，却沾染上不少不良习气。虽然地位低下，种族歧视意识倒很强。他好吃懒作，脾气凶暴，可又很软弱，喜好说谎骗人。在咖啡店里，老板让他去倒垃圾桶，他认为这不是他份内的工作，他只能作适合身份的事情。同时他还表示，不能容忍让黑人工人坐着，而让他站着工作。

阿斯顿听完了戴维斯的讲述，出于同情，让老人在自己屋里住下，并且给他安排好了床铺。但是，夜里睡觉时，老人总是说梦话，吵得阿斯顿无法安眠。第二天，阿斯顿抱怨他，而戴维斯则扯了一个谎，推说是隔壁的黑人夜里吵闹。阿斯顿要出门了，他给戴维斯一串屋门钥匙，让老人看管房子。对于这种信任，老人喜出望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有如此好运。

戴维斯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感到陌生与恐慌。他害怕电炉，更害怕煤气，十分紧张。这时米克悄悄地来到房间，抓住了他的手臂、并迅速将他按在地板上。戴维斯挣扎着，露出痛苦的表情，一再告饶。米克询问了戴维斯的情况，不停地骂他，说他是狗崽子、狗娘养的，是个老无赖，并夺去他的衣裤，不让他穿。这时，阿斯顿回来了。他给老人买了一些旧衣服，还把老人丢在咖啡店里的口袋找了回来。其实这并不是老人的那个口袋，而是阿斯顿为了安慰老人特意又买的一个。

晚上，戴维斯从外面回来，开灯不亮，黑暗中有人在操作着除尘器，向他走来。戴维斯非常恐惧，拿出刀来准备博斗。这个人将电灯插座上除尘器的插头拔掉，安上电灯，屋里又亮了。原来是米克。米克一看戴维斯正举着刀子，马上态度缓和下来，安慰他说，他关心着老人生活的舒适程度，不愿让灰尘进入他的鼻子，所以才打扫房间。为了引诱戴维斯充分暴露真实面目，他假意抱怨哥哥太懒，不能很好的管理房子，提出让戴维斯看管房子，只要他能拿出证件。老头渐渐看出这间房的房产归于米克，竟恩将仇报，不住地说阿斯顿的坏话。

这之后，戴维斯已经对阿斯顿不再感激。阿斯顿出于真诚，告诉戴维斯自己因生病而导致迟钝，戴维斯却越发看不起他，并且抱怨说阿斯顿睡觉时老是开着窗户，使他睡不好觉，挑剔地说阿斯顿给他买的鞋子没有鞋带，并且恶毒地骂阿斯顿是疯子、杂种。他自恃已经取得了米克的信任。以主人自居，不想离开了。

当天夜里，阿斯顿因为老人的吵闹没有睡好，老人却拿出刀子威胁他。阿斯顿忍受不了。把他的东西放进袋子，让他离开。但戴维斯有恃无恐。当
米克到来时，他竟不住地谩骂阿斯顿，扬言要把他再送进精神病院。米克为了让他充分表演，起初不动声以地听着。最后，米克终于忍无可忍，厉声斥责戴维斯是个反复无常的野蛮人，“所说的全是谎言”，并扔出五个先令，让他滚蛋。他夸奖了自己的哥哥，树立了哥哥在这间房内的权威，然后向哥哥使了一个眼色就离开了。戴维斯害怕了，他不断地向阿斯顿表白自己的忠心，声称“我将是你的人”，“我将留在这里，我将为你做事”。但阿斯顿决心不再理睬他，戴维斯只好绝望地走了。

这个剧本也是围绕着一间房展开情节。舞台上的这一间破房，显然表明人们的生存环境，对于剧中人来说，它是唯一的栖身之地。剧中的阿斯顿与戴维斯，从根本上来说，都不是房间的主人。既使是阿斯顿，也仅仅是替代弟弟作房间的看管人而已。也就是说，人们拥有的这一处栖身之地，都只是暂时的，因此看管人的权利，也就不能确定，而时常处于动摇之中。人物的命运也就动摇不定，时时遭受到威胁。

剧中的阿斯顿，虽然受弟弟的委托而代管房间，但由于自身的软弱，无力拥有这份主权。他帮助了别人，同时又受到别人的伤害与威胁，几乎被逐出他所管辖的这房间。这说明了品特创作剧本时的一个惯常的思维：既使是房间内只有两个人，也会互相倾轧，你争我夺。老流浪汉戴维斯则表明了一种威胁力量。他恩将仇报，得寸进尺，企图将恩人赶走，而独自占有房间。这个力量如同品特其他的剧本一样，显得神秘、怪异、不可测度。他没有身份，连名字都不能确定，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可他没有合适的鞋，所以他永远也证明不了自己的身份。

虽然戴维斯在剧中是作为威胁力量出现的，但同时作者也赋予他被威胁者的身份。他也是个小人物，在外部世界不断遭受到侵略，不能自卫。他想要在阿斯顿的房间内居留下来，也就是想获得一个较为安全的生存机会，所以他不择手段，使尽全身解数。但由于他“人性恶”的特性，终于被驱逐出来，永远丧失了改变生活的机会。戴维斯与阿斯顿，一个善良而愚鲁、笨拙，一个精明而心术不正。作者告诉人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遭受到威胁。戴维斯身兼威胁者与被威胁者这一事实，则说明了在西方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他人的威胁者，同时又会受到他人的威胁。

在尤奈斯库的剧本中，剧中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人的侵害。象《阿美迪式脱身术》中的阿美迪夫妇，为了使自己生活，就不得不拒绝同一切人的来往；《未来在鸡蛋中》，雅克甚至还受到自己家人与妻子家人的双重折磨。尤奈斯库1952年写下剧本《责任的牺牲者》，其中的主人公舒贝尔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敌对势力的包围。他与妻子玛德琳正在家中闲谈，一位警官出现了，声称调查原来的房客马罗。他粗暴地命令舒贝尔提供马罗的情况，尽管舒贝尔早已不记得。舒贝尔的妻子玛德琳也帮助警官侮辱丈夫。警官要一杯咖啡，玛德琳就不停地为他端上一杯又一杯咖啡，直到把整个舞台占满。这时，又来了一个人，他杀死了警官，又继续折磨舒贝尔。这个剧本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残酷性。

《上课》是尤奈斯库的独幕剧，里面的人物是教授与女学生，女学生为撰写博士论文到教授家中去听课。剧本就围绕两个人的关系的变化展开剧情。一开始，女学生异常活跃，有说有笑，而教授则萎琐不堪，说话结结巴巴，不成语句。然而，随着授课的进行，女学生渐渐萎靡不振，反应越来越迟钝，而教授则兴致高涨，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最后，教授拿出了一把刀，
刺进女学生的身体。这时女仆进来，告诉教授，今天已经杀死了四十个学生了，而第四十一个正在敲门，等候授课。

这个剧本表明了西方社会人们关系之间一个重要特征：占有与统治。本来，教授与学生之间是一种社会分工造成的合作关系，然而，社会的准则却允许这重关系扭曲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教授显然比学生有权威，他企图统治学生，一步步把对方所有的精神活力剥夺殆尽。

阿达莫夫早期的剧作的主题被人称之为“分离”，意即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不能理解的状态。据说，当阿达莫夫还在上中学时，他与几位爱好戏剧的朋友进行过一次演出活动，他提供了一个剧本《白净的手》。剧中，一个姑娘与一个小伙子各自站在椅子上，他们的手一会儿拉住，一会儿又松开，始终不能成为一体。年青的阿达莫夫从此发现了人与人之间若即若离，始终不能理解的关系。此后，他时常以这样的理解看待人生。有一次，阿达莫夫在巴黎地铁出口处，目睹了一件小事：两个摩登女郎，将眼睛闭上，一边走，一边哼着小曲：“眼睛闭上，再好没有”。她们前面有一位盲人乞丐在请求施舍。由于双方“无视”对方的存在，而撞到一起。这一偶然而平淡的事情，却给阿达莫夫造成了更大的刺激，使他感到现实社会中的人与人就象这个场面一样，由于无视他人的存在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巨大伤害。他决心“在舞台上将人的孤独、无法沟通的情景尽可能地、荒诞地、明显地表现出来。

阿达莫夫的剧本《侵犯》表现了西方社会人们之间的冷漠与不能理解。主人公彼埃尔娶了朋友若望的妹妹为妻。若望是个学者，他有大量的著作手稿。若望死后，彼埃尔忠于亡友的友谊，决心将他的遗稿整理出版。可是，尽管彼埃尔千方百计地追索若望手稿中的字句，但由于手稿极为潦草而难以弄清。彼埃尔声称，由于自己对若望每一个假设都太熟悉了，正确的字反而被湮没，理不出头绪。比如，有些字过于相似，如恳求（suppliant）与痛苦（souffrant）、首先（surtout）与走出（sortant），以致无法判定。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彼埃尔先是请来一位助手特拉代尔。可是特拉代尔对工作极端马虎，认不出手稿就胡乱编造，令彼埃尔十分苦恼，最终将特拉代尔拒之门外。彼埃尔又要求妻子帮他工作，而妻子阿涅丝竟然拒绝了他。夫妻感情也日见淡漠。正当彼埃尔工作十分艰难的时候，家中还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竟然想占有这间房子，最后还与阿涅丝私通。更为严重的是，彼埃尔一直认为若望是一位伟大的天才，可最终彼埃尔却发现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在那些故作神秘近于天书的文字里面，包含的却是“平淡无奇”，令他极度失望。最后，彼埃尔万念俱灰，撕碎手稿，然后躲在小房间里死去。

这出戏的核心是人与人的不能理解，即使是朋友之间也难以沟通，彼埃尔的努力终归徒劳。不过，彼埃尔虽然失败了，但终归表现出对于理解他人的渴求，而阿涅丝与彼埃尔的母亲则对此极度冷漠，她们不想也不屑去理解别人。特拉戈尔本是彼埃尔的助手，应该有很好的合作关系，但名义上的合作却不能带来共同的追求，反而成了互相牵制，使彼埃尔的工作更加困难。对主人公彼埃尔来说，他不能理解朋友，也没有朋友能理解他。在阿达莫夫看来，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