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是与“白话”相对而言的。“文言”是指以我国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口头语言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书面语言。“文言”在当初与口语基本上是一致的。后来口语不断变化,而文言却越来越定型了。于是文言与口语就分家了。虽然在文言定型化以后,也有接近口语的白话文出现在文坛上,但是由官方大力提倡和文人广泛使用与推崇的文言,仍然居于正宗的统治地位。中国自先秦以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数千年中,那些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即大量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文言写成的。随着封建时代的终结,现代社会的到来,文言占统治地位的历史终于结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大旗,把文言文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使白话文得到普遍的推广。
文言是中国古代汉语,它与现代汉语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首先是词汇方面的差异,如同一个词在文言文里是一个意思,而在现代汉语中却是另一个意思。比如“走”这个词,在古汉语里它的基本意义是“跑”,古代辞书《释名》说:“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这里对“走”的解释,就是现代汉语的“跑”;而现代汉语的“走”大致相当于古汉语中的“步”。我们现在说的“走狗”,本来指跑得快的猎狗;“走马看花”这个成语中的“走”字即是“跑”的意思。又如“狱”这个词,在汉代以前的文言中,指官司、案件,而不是指监牢;当时把监牢叫做“囹圄”。《左传·庄公十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其中的“狱”字,就是官司、案件的意思。再者,随着时代的变迁,文言中的许多词语已被淘汰了,而现代汉语中众多的新词汇,是古汉语中所没有的。
其次,是语法方面的差异。这方面差异也不小。比如,现代汉语的一般词序主干结构是主语——谓语——宾语,而在古汉语中,宾语有时在一定条件下要放在谓语前面。如苏轼《石钟山记》中“古之人不余欺也”(古人不欺骗我)这句话,宾语“余”(我)放在了谓语“欺”的前面。这种“宾语前置”的现象也残存在现代汉语的一些成语中,如“时不我待”(时间不等待我们)。另外,文言中时常用名词作状语。如“嫂蛇行匍伏”,“蛇行”是“像蛇一样地爬行”的意思。蛇是名词,作状语。还有名词用如动词作谓语的,如“范增数目项王”中的“目”是“注目”、“注视”的意思,名词“目”当动词用,充当谓语。
我国有历史悠久而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这份宝贵遗产大都是用文言记载下来的,文言不愧是古代文化的保护神和卓越的使者。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很好地加以总结。”我们要批判继承古代文化,了解历史知识,就要懂得文言,会读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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