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通讯】的写作规范及范例

【简介】: 外事通讯,也称外事通讯报道。它是以叙述、描写为主要表达方式,迅速而具体生动地反映外事生活的一种涉外新闻性文书。

外事通讯一般由三部分组成:

(一)标题 外事通讯的标题写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一行标题法”,即只有一个题目。另一种是“两行标题法”,即有正题和副题。如有一篇通讯的正题是“丝竹管弦传友情”,副题是“中国民乐友好演出团访问英国”。正题反映该篇通讯的中心或主旨,副题对正题加以限定或说明。外事通讯没有肩题。

(二)署名 即写该通讯的作者姓名,一般标在标题之下正中位置。

(三)正文 正文部分包括导语、主体、结语。导语像序言,一般用于交待人物、事件概况。也有的外事通讯没有导语,正文开始就直接进入主体的描述,主体是主干,把概括叙述和具体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生动地表现主题,结语用于对通讯作一小结。

【范例】: 辽宁在美国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将在芝加哥设立

本刊讯 辽宁省调味品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及我省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国贸易中心辽宁部同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乐基拓展公司,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决定在芝加哥共同投资,设立合资企业中美调味品有限公司。这将是我省与美兴建的第一家合资企业。

这项协议是七月六日在沈阳签署的。根据这项协议,合资企业将主要生产酱油,年产量为6000吨,同时还将视市场情况,生产其它适销对路的调味品。产品将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销售。

该项目总投资为200万美元,注册资本60万美元。合营各方将按注册资本比例分享利润及承担风险和亏损。

根据商定的意见,生产酱油的主要原料大豆和小麦将在美国解决。美国盛产大豆和小麦,质量好,价格低,原料供应渠道方便。该项目一年内便可收回投资。中方每年可获工资收入41万美元,利润分成150万美元,技术提成收入20万美元,三项合计约220万美元。

(康明)

北大授予隅谷博士名誉教授称号

本报北京四月九日讯 记者孙东民报道:北京大学今天授予日本经济学家隅谷三喜男博士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北大校长吴树青为他颁发了证书。

隅谷先生既是日本着名的经济学家,也是着名的社会活动家。现年七十五岁的隔谷先生着作等身,着有《劳动经济论》等七十余部专着,在日本学术界颇有影响。他曾任东京女子大学校长,现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会长、物价安定政策会议议长。

隅谷先生热爱中国,他创立的“东方学术交流协会”为援助我国的留日学生做了大量工作;他关心我国北京大学等单位,最近他把花费几十年心血收藏的近万册图书赠送给了北京大学。

隅谷在接受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证书时表示,他能得到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的称号,这是自己的荣幸。

开拓一条在国内培养“留学生”的途径中美两所大学创办文化研究中心引人瞩目迄今已有两届学生共一百二十六人在“中心”结业

本报讯 记者朱军、王大龙报道:中国南京大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以她特有的办学方式和良好的教学条件赢得了中国高等教育界的瞩目,被誉为“不出国的留学园地”。最近,记者采访了这个“中心”和“中心”的中方主任王志刚教授。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历史上第一个由中美两国第一流大学共同创办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它的宗旨在于培养从事中美两国事务的专门人才和有关领域的教学和科研人员。该“中心”于1984年破土动工,1986年9月10日开学,中美两国各自在本国招考学生50名,学制一年。学生大部分为在读硕士研究生(结业后返原校完成学位论文),也有少量的在职教师、编辑和翻译。

“中心”的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均体现了跨文化的特色。南京大学聘请4名本校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同时从外校聘请两名学术造诣深的专门学者任客座教授。这些教授为美国学生开设5门专业课程,其中有些课程层次较高,如《毛泽东政治学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文化大革命”史》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每年从全美最高学府聘请6位教授到“中心”任教,开设的课程不仅涉及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而且有许多是全球性比较型课程,如《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现代社会之路》《国际体系的演变》《比较政治》等。中国教师用汉语讲课,美国教师用英语讲课,中国学生用英语完成各项作业,美国学生则用汉语。“中心”还同时开设一门共同必修课——《中国与美国》,这门课由两国教授轮流执教,中美学生混合编组讨论,不惯于在课堂上提问的中国学生也受到美国同学的感染,主动提问发表见解。

在“中心”学习结业的中美学生学完全部课程可以拿到18个学分,占攻读硕士学位学分的一半多。而美国学生所得的学分却要由美国学校决定是否认可。每年结业后有10%的优秀中国学生赴美深造,也有10%的优秀美国学生留华继续学习。

中美学生更广泛的跨文化交流是在课外,他们一起生活,互学语言,相互介绍各自国家的民俗风情。吃饭时,中国学生用刀叉,而美国学生却学用筷子,一名中国学生说:“有人说我美国化了,说我的美国同窗更中国化了,我们都为此感到自豪。”今年11月的第一周,学生们要到北京进行学术访问。前两期都是这样安排的,效果很好。他们要请国家教委领导介绍中国教育改革的情况,还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们座谈,访问美国驻华大使馆,此外,还安排到工厂、学校、农村参观。

坐落在南京上海路的中美文化交流中心是一幢2层的现代化建筑,面积6800平方米,全封闭,全空调,内有设备完善的语言实验室、教室、办公室。多功能学术报告厅有300个座位,并有6种语言的同声传译设施。最令参观者羡慕的是有一个藏书3万多册、全开放型的图书馆,中西方书籍各半,每年中美两方各增加2000册最新出版的图书。馆内还有400多种期刊。开放式的书架,可随意自取要阅览的图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由中美两校各派一名主任共同管理日常工作,工作人员由双方共同聘请。

中方主任王志刚教授以他特有的快节奏语速对记者说:“迄今已有两届学生共126人在‘中心’结业,其中中国学生80人,美国学生46人。现正在‘中心’学习的第三届学生中,有中国学生37人,美国学生28人。前不久,北京大学等9所院校的研究生院院长来‘中心’参观后,认为这里是不出国的留学园地,表示要继续送学生来就读。美国学生的学习成效也令人兴奋,上届美国学生的汉语成绩平均提高了21.6分。有不少美国学生结业后在为中美交流出力,从最近接到一封来信知道:一位美国学生已经在香港负责美国产品输入中国的广告工作。1986年,美国副总统布什么曾寄语‘中心’:‘我确信这个中心有潜力成为培养未来中美交流专家的最重要的机构。’我们正在为此目标,不断锐意进取。”

丝竹管弦传友情——中国民乐友好演出团访问英国

本报记者 陈特安

三月二十六日晚,“爱丁堡国际民间音乐节”舞蹈音乐会上,各国民间音乐之花争芳斗艳,被此间报刊誉为独具“东方风韵”的中国民间音乐则犹如一泓清泉,潺潺流入人们的心田。

由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器演奏家组成的“中国民乐友好演出团”,应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的邀请参加本届“爱丁堡国际民间音乐节”。演出团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在爱丁堡国际音乐节之夜,原规定每团只能演奏二十分钟,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却使中国民乐团演奏了三十多分钟还谢不了幕。当中国民乐团演奏着名彝族舞曲《阿细跳月》时,台下近二百观众随着活泼欢快的旋律,击掌顿脚,翩翩起舞。此刻,来自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伊永仁放下芦笙,跃到台下,教外国朋友跳起阿细舞蹈。场面热烈感人,欢声笑语,一直持续到凌晨。真是意未尽、夜已酣!次日,在中国专场音乐会上,演员在观众要求下一再加演。第三天,音乐节举行的“音乐家座谈会”则几乎变成了介绍中国民族乐器的招待会。各国音乐界人士对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民族乐器表现出极大兴趣,座谈会持续了两个半钟头。

为期半个多月的演出期间,中国音乐使者以其独具“东方风韵”的音色、高超的演奏技巧震动了苏格兰乐坛。音乐节经理说:“中国民乐团是我们接待的最高水平的音乐团,她为音乐节增添了夺目的光彩。”苏格兰报刊刊载了大量照片和报道,称中国民乐团为:“友好之旅”。小合奏《百鸟朝凤》、古筝独奏《战台风》、琵琶独奏《十面埋伏》以及二胡、扬琴和笙的独奏都受到了好评。此地报刊对华夏传统音乐在遥远的英伦三岛也有众多知音感到“惊讶”。

旅居英国的华人华侨对来自祖国的音乐更是倍感亲切。中国民乐团成功的演奏为这些海外华人侨胞增添了更多的民族自豪感。一位华侨热泪盈眶地说,来自祖国的民乐团奏出了我心中之歌,使我几十年来第一次饱赏乡音。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秦乃瑞教授在告别宴会上说:“中国民乐友好演出团的来访,是苏格兰中国友协举办的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活动。”

华夏乐声不仅向英国朋友送去了遥远的东方之音,也为那里的炎黄子孙带去了梦绕魂牵的故乡之情。

维也纳市的“开放日”

方祥生

今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是维也纳市“开放日。”市政府门前广场上人如潮涌,热闹非凡。五颜六色的气球,各种游艺机上的彩灯,显示出一种节日气氛。

这一天,维也纳市政府的领导人与市民会见,听取意见,随时回答和解决问题。

在布置成迷宫般的市政府大楼里,我找到了市新闻局的鲁道夫·格里希博士。他说,“开放日”活动每年搞一次,一般安排在9月的第3或第4个星期六,今年是第21届。举办这种活动的目的一是密切市政府同市民的关系;二是向市民介绍市政府的各项工作及公务程序,培养他们对本市工作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三是向市民介绍消防、环境卫生、公共交通等市属单位的工作,让市民了解他们的甘苦,争取市民对他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今年“开放日”活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强调奥地利同匈牙利的友谊,因为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已联合申请在1995年举办世界博览会。格里希博士补充说,把“开放日”活动同某个外国联系起来,今年还是首次。

告别格里希博士后,我又加入移动的人流,踏上了去市政府的台阶。在议会大厅,排列成扇形的100个位置座无虚席。不过,今日在议员席入座的不是西服革履、道貌岸然的议员,而是衣着随便的普通百姓。讲坛旁,一位年约40岁的政府官员正在介绍议会大厅的辉煌历史和四壁栩栩如生的绘画。接着,他又谈了议会的工作程序。他强调,议会的所有辩论都是公开的。会议一般安排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欢迎大家届时来旁听。他还诙谐地提醒大家,辩论预算时,会议往往要持续3至4天,而且常常开到深夜。所以诸位来旁听时,千万别忘了带吃的。

下午14点30分至16点20分是市长在办公室接见市民的时间。齐尔克市长穿着笔挺的深色西服,面带微笑地站在那里,与等候接见的人逐一握手、寒暄。旁边,有一位摄影师用立即显影的快照机把这种情景摄下,随手赠送给被接见的人。市长办公室旁,设了个临时接待室。据说,在“开放日”到接待室反映的问题,一般都能立即得到解决。

从政府大楼出来,欢快的民乐合奏曲吸引了我。透过人群,只见一群身着民族服装的男女青年在表演。他们是来自邻近的布根兰特州的一支由音乐爱好者组成的业余乐队。这次是应维也纳市的邀请,专程赶来凑热闹的。忽然,街上警笛四起,市政府广场上的一角已被工作人员封锁,围观者密密麻麻,把出事地点围了个水泄不通。我走到那里才发现,原来是两辆小卧车迎面相撞,看上去撞得不轻。其中一辆起了火,刚刚扑灭,车身上还有灭火泡沫,穿大红上衣的驾驶员还在车内。因车身扭曲,方向盘后缩挤住了司机,使司机动弹不得,只见一位消防队员迅速从消防车上取下切割机,在同伙的帮助下,转眼就把车顶卸下,又取下方向盘,小心翼翼地把司机抬上了担架。已作好了一切准备的救护车拉着伤员呼啸而去。这时,喇叭里说,“这是我市消防队日常工作中的一幕。”我才明白,原来是消防表演。

“我们没有文化部”——联邦德国访问记

本报记者 盛祖宏 陈文硅

如果你是按中国的体制,想找联邦德国的文化部长,了解联邦德国的文化事业,那你会落空和失望的。

“我们和中国不同,联邦政府没有文化部,只有文化司。要是没有文化司,你们就得去找10个州的文化部长交谈。”维特博士这样风趣地介绍他们国家的文化体制。

维特博士是文化司长,文化司隶属于外交部,专管对外文化联系和交流。10月4日,他是在波恩的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接受我们的采访的。

他介绍说,联邦德国的州和市政府,都设有文化部,文化(包括教育)事业基本上是州和市政府办的,比如剧场、图书馆、博物馆、大学等,都是州或市办的。联邦政府也给州一些经费。

联邦政府有重点地支持一些文化活动和国际文化交流,比如拨款给瓦格纳艺术节,给青年组织的国际交流提供经费,出钱在北京筹建歌德学院等等。但是,维特博士强调:“联邦政府给钱,但不规定怎么花;给剧场拨款,但不能规定剧场演什么剧目;给大学钱,不能要求教授讲什么内容。他们都是内行,知道应该怎么干,不需要政府的干预。艺术家是比较敏感的,他们不希望政府告诉他们应该写什么。”

当我们问及各种文化团体的经费来源时,维特博士说:“我们的文化制度是多中心的。”在联邦德国,有的文化团体是独立的机构,如出版社、录相、唱片公司等,都有自己的收入,不需要政府贴补。政府也不会出钱支持摇滚乐团。还有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其经费主要来自听众、观众交纳的收看费,每机每月要付18马克,此外还有广告的收入,因此也不靠政府养活。

但是演出歌剧、话剧、芭蕾等的市剧院和私人剧院(约占1/4),要接受政府大量的财政补贴。在联邦德国,剧院有自己固定的剧团。比如法兰克福市剧院,下辖一个舞蹈团、一个歌剧团、二个话剧团,剧院经理领导各剧团。该剧院一张歌剧票价为70马克,一张话剧票是35马克(一马克约为2元人民币),这种票价即使是高收入的德国人看来也是较贵的,一般学生看不起。但即使票价这么贵,票房收入也仅占剧院收入的16%,其余的84%,来自政府的拨款,市政府每年拨给剧院的经费达9300万马克之巨。波恩歌剧院也是如此,戏票的收入仅占其经费的20%,其余经费由联邦和市政府贴补。

联邦德国剧院的开支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演员工资较高。在法兰克福市工作的演员,最低月薪为2800马克,最高的达1万马克。此外,宣传广告费也相当可观,该剧院每年要花费45万马克。在剧院售票处窗台上,摆着用画报纸或道林纸精印的各种宣传品,如本月和下月的每天演出节目表、1988年——1989年演出剧目介绍(长达60页,图文并茂)等,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拿走。

法兰克福市剧院经理律勒曾明确回答我们:“如果政府不补贴,剧院就无法维持。”他还告诉我们,他领导的三个团,每团每年要演出18个剧目,280场左右。至于演什么剧目,也因剧种而异:话剧,青年观众多,现代题材就多一些;歌剧的观众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不少是大公司、大银行的经理与夫人,要考虑他们的保守胃口,题材大多是古典的,现代的极少。

当我们问到如何选择剧目时,律特先生说,选择剧目时艺术性和反映现实生活这两方面都要考虑;演什么节目,由他和导演商量确定,市政府文化部门从不干预剧目等具体事务,他们也管不过来。“艺术应该是自由的。”他用这句话作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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