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代表性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

最有代表性的谴责小说, 是清末最著名的谴责小说家李宝嘉 (1867—1906, 字伯元) 在1905 年完成的《官场现形记》．共60 回．小说通过一群大小官吏之间卑劣肮脏的行径, 暴露了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尖锐矛盾, 批评了清朝统治集团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屈辱投降的政治态度．作者旨在“索祸患之由”, 找罪魁祸首, 以改良时政, 因此目不旁顾, 把锐利的笔锋对准晚清官场, 对准整个封建统治集团, 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在我国文学史上不曾有过的、千奇百怪的、维妙维肖的官场群丑图。

全书共写了30 多个官场故事, 涉及中国大半个省市的100 多名大小官吏, 上自皇帝、太后, 下至佐杂、小吏, 举凡军机大臣、太监总管、钦差大臣、总督、巡抚、臬台、知府、知州、知县等等, 无不应有尽有．这些官吏, 虽然权势有大小、地位有高低、手段也各不相同, 但都是无官不贪、见利忘义、视钱如命之徒．他们“千里为官只为财”, 认为世上三百六十行, 行行都是一种“买卖”, 而做官则是种最好的“买卖”, 情势再坏“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的好”．因此, 他们丧心病狂, 竟然卖官鬻爵, 贪赃枉法, 出卖矿产, 吞没赈款, 克扣军饷, 贩卖人口, 残害人民, 出卖祖国以至最后出买自己的灵魂．有的甘受“十年寒窗苦”, 以换“金榜题名时”；有的为换一幅红顶花翎不惜倾家荡产．他们一旦大权在握, 便把良心藏起, 使出浑身解数, 拼命敲骨吸髓, 搜刮民脂民膏, 然后或暗中行贿、或公开加捐, 以求升迁, 如此周而复始, 官越做越大, “生意”越搞越红火, 钱越捞越多, 心越来越黑．舒军门仅克扣军饷一项, 每年便可捞银上百万两；两位钦差查办案件, 仅玩了个“只拉弓, 不放箭”的把戏, 200 万两便揣进了腰包．官生意确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且官越大而利息越高, 赚钱越多, 因此各级官吏为升官发财, 无不极尽其能, 干尽所有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勾当．冒得官为保官并升官, 竟将亲生女儿作为礼物送给了上司羊统领；候补知县瞿耐庵为了得“优缺”, 让50 多岁的老妻竟拜了个20 多岁的制台府丫头为干娘；胡统领奉命“剿匪”, 唯恐送命, 一路花天酒地、逍遥耽搁, 但为了邀功, 竟将无辜百姓当“强盗”任意屠杀, 放肆劫掠之后, “奏凯班师”回朝, 并借此谎报军饷38 万两据为己有；徐大军机的女婿尹子崇更胆大包天, 私将安徽全省矿产以100 万两贱价卖给外国人中饱私囊．诸如此类, 举不胜举．当时, 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 不仅轰开了清朝闭关自守的国门, 而且打开了封建官吏们的眼睛．他们在资本主义所谓“物质文明”面前, 望钱欲狂．加之大清政权已摇摇欲坠, 统治集团已四面楚歌, 朝不保夕的恐惧是日胜一日, 他们精神极度空虚, 除终日畜生般的吃喝嫖赌之外, 已是别无他求．他们要满足这种醉生梦死生活的需要, 一是要有权, 二是要有钱．因此, 他们不顾廉耻, 把对升官发财的无耻追求, 作为他们终身最大的要事, 乃至不惜血本、破釜沉舟、死而方休．作品写出了晚清官吏见钱眼开的共性, 同时也写出了他们的个性, 使作品达到了千姿百态, 呼之欲出的效果．如同是贪得无厌的赃官, 但他们贪赃手段却五花八门．何藩台因分赃不均而与胞弟大起内讧, 闹得满城风雨, 丑声四扬．傅钦差贪赃手段却十分隐蔽, 他表面上“清廉”得出奇, 可说衣衫褴褛近乎乞丐．他新任浙江巡抚, 声称“力除积弊”, 矫正世风．在其“言传”、“身教”之下, 杭州大小官吏争买破旧衣服, 打扮得“如一群叫化子似的”．其实他“骨底子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人”, 在一次作副钦差时, 竟贪赃10 万两．华中堂则更加高明, 他“最恨人家孝敬他钱”, 但“你送他古董顶欢喜”．他仅收鼻烟壶就达8000 多个, 每个至少值上千两银子．他还用受贿的古董开了个古董铺, 凡行贿者必须买他的古董他才受贿．如此周而复始, 一个古董便是一棵摇钱树, 不知多少银子摇进了他的装钱柜．作品中同是不学无术的昏官, 却都一个个昏得千奇百怪．深得制台赏识的“洋务”毛维新, 仅能背诵过了时的《江宁条约》和把辫子剪短．候补道田小辫子为显其能, 经搜肠刮肚献计于制台的谋略竟是: 不准兵士“吃饱”, 打仗必须勇敢；把兵士的眉毛“剃去一条”, 便于捉拿逃兵；给兵士“一齐画了花脸”, 可以吓退外国洋兵．其高见实在荒唐愚蠢得令人啼笑皆非．藩台施步彤 (“实不通”谐音) , 竟是个别字大王．制台贾斯文 (“假斯文”谐音) 说是个“拔贡”出身, 且做过教官, 但他居然卖弄道: “我有一本王羲之的《前赤壁赋》, ……听说还是汉朝一个有名的石匠刻的．”其荒谬程度, 恐怕连田小辫子也望尘莫及．作品不仅反贪官, 而且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在位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作者让她自供道: “通天底下一十八省, 那里来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说, 我也装做糊涂罢了；就是御史参过, 派了大臣查过, 办掉几个人, 还不是那么一件事．前者已去, 后者又来, 真正能够惩一儆百吗? ”她有时派钦差大臣“查办”, 其真实意图却在“某人当差谨慎, 在里头苦了这多少年, 如今派了下去, 也好让他捞回两个”．钦差也便心领神会, 查来查去, 最后不是因其“事出有因, 查无实据”, 就是以其“官小的晦气”等草率了事而满载而归．慈禧太后不仅允许并纵容官吏贪赃枉法, 而且她本人还是个超级贪污犯, 每笔赃款至少是在10 万两以上．这直言不讳的大胆揭露和批判, 是直插正高踞宝位、独揽朝政的晚清官场罪魁祸首慈禧心脏的利剑和匕首．这令人惊讶的一笔, 使作品升华为彻底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佳作．作品不仅抨击了晚清官吏无法治理内政的能力, 而且鞭挞了他们丧失保卫祖国的能力, 批判他们数典忘祖、认贼作父、卑躬屈膝、甘当洋人的奴才和帮凶的罪行．他们认为: “那一国的人做了皇帝, 他百姓总要有的”, “他百姓固然要, 难道就不要官吗? 没有官, 谁帮他治理百姓呢? ”所以, “他们要瓜分, 就叫他们瓜分”．国人与洋人发生冲突时, “第一是弹压住百姓”, 第二是保护好洋人．如有个洋人打死了中国一个小孩, 还疯狂叫嚣“贵国的人口很多, ……打死一个小孩子值得什么”．这激起了湖南长沙人民的公愤．但结果凶手逍遥法外, 湖南巡抚反被“不能镇压百姓, 由着百姓聚众”的罪名革职, 由一个与洋人“对劲”的赖养仁 (“赖洋人”谐音) 取而代之．这些, 正是晚清政俯“宁赠友邦, 不予家奴”和“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两道臭名昭著的可耻“圣谕”的具体体现．李伯元以他如椽的笔, 为这个卖国政俯的卖国政策做了形象的注释, 而且把这伙卖国贼的嘴脸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使他们遗臭万年。

作者在书末把晚清官场比喻为“畜生的世界”, 不但表达了他对这个官吏集团绝望的心绪, 而且对其已是深恶痛绝, 并“一心要救救中国”, 且深信“二十年之后”, 中国一定会“换了一个世界”, 一个“先前那一班畜生一个不见”的“太平”世界．可是, 他苦苦求索, 却找不到救治的良方, 甚至连他自己也“跳不出”那个“畜生的世界”．这是李伯元的悲剧, 也是当时整个一代人的悲剧, 更是中华民族在5000 年文明史上的一大悲剧．作品问世以后,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它对国民的觉醒, 对清廷的灭亡, 对以后呼唤正义、揭露官场黑暗的谴责小说的创作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