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整风以前，丁玲主编《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延安的杂文创作一度相当活跃，其中有焕南老(谢觉哉)以《一得书》的总名称连载的反映边区建设的杂文，也有些批评延安现实的杂文，在讽刺分寸的掌握上失当。
丁玲和罗烽在理论上热心提倡杂文，都以鲁迅杂文为典范。罗烽在《还是杂文的时代》里，只是简单地把杂文同暴露黑暗等同起来，但也有人认为在延安“是不宜于写杂文的”，“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见丁玲：《我们需要杂文》)。
延安文艺整风中，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对上述争论作了回答。毛泽东指出：(一)延安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杂文的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二)“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真正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讲话。”(三)“我们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金灿然在《论杂文》中，一方面肯定鲁迅的杂文，“鲁迅的杂文时代”直到共产主义实现以前“是不会过去的”，同时又指出杂文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应该创造和发展类似谢觉哉的《一得书》那样的“新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