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通讯运动推动了报告文学的写作，因而报告文学成了抗战初期文学创作的“主流”。
但报告文学(主要是文艺通讯)的写作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因而被称为“抗战八股”。一方面有人对它否定，另一方面进步的文艺界中也有人对它的存在表示怀疑，提出了“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疑问。从1938年到1939年全国进步的文艺刊物，相继发表了一批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讨论中，大家都正视报告文学存在的问题，例如“一般的报告通讯都写述着染着血和泪的故事，写述着可以令人哭泣，愤怒，呐喊，战斗……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大多数被写成了沉闷的，无光的，缺乏生气和力量的东西”，“在一般的作品里，概念化的‘平铺直叙’和‘身边琐事’的描写几乎是唯一的手法”，(仉平：《向着伟大的作品的进行》)存在这个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作家缺乏对生活深层的突进，另一方面进行创作的大多数青年作家缺乏足够的文学素养。
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战争还正在进行，大家，连文艺工作者在内，都正在忙于更直接的出全力去抢救那垂危的祖国，没有很好的执笔的机会，甚至也没有好好的构思的机会。”因此，“他们只能抓住现实的某一片断，用最单纯最直接的形式把它反映出来”。(周行：《关于“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通过讨论，大家都比较一致地认为生活和技巧对于报告文学的写作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形式适合于抗战期中急剧变化的战斗的时代，它虽然还没有“伟大的作品”出现，但它“使我们吸到了刚健强毅的气氛，使我们看到了年轻活泼的力量，正是在抗战中生长起来的，在抗战中强大起来的新的文艺战士。
他们将承继了，并支持了新中国的文艺运动”。
(罗荪：《抗战三年来的创作活动》)坚信未来的“史诗”将在他们当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