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41年间，在上海“孤岛”的一些报刊上出现了一批讨论“重振杂文”和“重振散文”的文章。
这是针对抗战以来杂文和抒情散文有所衰退的现象而发的。由于抗战以来形势的骤变，人们对杂文和抒情散文在新形势下能否持续发展、如何发挥自身的特殊职能以及怎样向前发展诸问题有不同看法，因而在此之前的1938——1939年间，上海方面就有关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争论，大后方出现过“暴露和歌颂”问题、关于“抒情散文放逐”问题等的争论，继此之后发出的重振杂文和散文的呼声就是对前述问题讨论的展开与深入。在《大美报·浅草》、《奔流文艺丛刊》、《杂文丛刊》、《新文艺》等报刊上，周木斋、穆子沁、丁谛等人陆续着文参加讨论。周木斋认为“抗战期间，光明面和黑暗面的斗争，更达到激烈尖锐的程度”，“这斗争的激烈尖锐，提供了杂文更加发达的需要”，“也构成杂文更加发达的沃土膏壤”，因而“杂文非但不消失原来的存在，而且相反地可以扩大原来的存在，非但不减少原来的重要性，而且相反地应该增加原来的重要性”；他强调“重振杂文的关键”在于必须坚持和发扬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重振杂文的关键》)。
穆子沁(李澍恩)《写在杂文重振声中》一文批评了片面求质和片面求量的两种倾向，认为“质的提高决不是驾云腾空，量的扩大仍然要顾及到火力的强弱。要重振杂文，只有增加杂文的影响，多写，多方面的写，使它更深入于大众”，“是为了真理，为了大众”来提倡杂文，而不是“为杂文而杂文”。
他们正确分析了杂文写作的时代需要，阐述了重振杂文的方向和道路。丁谛(吴调公)由重振杂文问题“联想到散文实在也亟有重振的必要”，他这里说的散文专指记叙抒情散文。他以为要矫正散文“偏向晦涩”的倾向，提倡“深入而浅出”，写作“切合目前环境需要”的散文，才能振兴散文(《重振散文》)。上海“孤岛”发出的呼声，在后方和北平也有反响。
林慧文(林榕)在《现代散文的道路》一文中肯定了重振杂文和散文的必要性，指出杂文和散文要反映时代、接近大众，才有“远大的道路”。这些讨论意见，辨明了杂文和散文在抗战时代仍有发展前途，探讨了杂文、散文写作密切联系时代需要、坚持现实主义方向、努力接近大众等关键问题，对于战时杂文和散文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