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初期，报告文学在我国正式兴起之后，由于没有实际依傍(传统的作品还没有“报告文学”这个名称)，作品的形式都还停留在“文艺通讯”式的对于事件过程的记录上，缺乏对其本质的认真探讨，因而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
夏衍的《包身工》在深入地对事实和材料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这种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本质进行了认真的、深刻的探讨，以骇人听闻的事实，揭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合流对中国工人剥削的残酷性，同时以高超的艺术提供了报告文学写作的范例。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周立波当时认为这篇作品的“材料丰富，情意真挚”，“在报告文学刚刚萌芽，工人文学非常缺乏的现在，它有双重的重大的意义”。(《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此后、一直影响不衰，成为现代报告文学的着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