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从“五四”以来发生了现代化的历史性变革，这一进程是与外国思想文化的广泛渗透、外国文学艺术的冲击、尤其是外国散文理论和散文创作的直接影响密切相关的。
仅就后者而言，中国现代散文的现代性标志之一就是自觉吸取了外国近现代散文的思想艺术滋养。我国现代散文家大多精通一国或数国语言，不少人又到外国留学或游历过，因而他们所接触到的外国散文理论和创作相当广泛、直接和及时。
他们除了自身耳濡目染、深受熏陶之外，还积极译介给我国广大读者。
自“五四”文学革命伊始，就有译介外国散文观念和散文作品一类文字出现。
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以西洋的文学观念区分文学散文和非文学散文，提出“凡科学上应用之文字无论其为实质与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这一着名界说，其中的“杂文”即是文中所引用的英文Essays一词的译名。他似乎是我国新文学家中最早提及Essay体裁的，而且把它作为文学散文中与小说并列的一种形式，这既表明他把“杂文”看作是文学，也说明他当时的文学散文概念是广义的，指用散行文字所作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在内，与稍后的散文概念有所不同。
第二位介绍外国散文的是胡适，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孟太恩，至于象柏拉图的‘主客体’赫胥黎等的科学文字，包士威尔和莫烈等的长篇传记，弥儿、弗林克令、吉朋等的‘自传’，太恩和白克儿等的史论；……都是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他明确倡导要学习外国散文，他所介绍的散文类型虽说业已除掉小说，但还是比较宽泛的。继此之后傅斯年在《怎样写白话文》中说他所要介绍的散文是“英文的Essay一流”，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于文学之间，但他又将散文分为“解论”、“驳论”、“记叙”、“形状”四类，似乎并未将文学散文和一般文章明确区分开来。
初期这些片断介绍说明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一开始就注意到外国的文学分类和散文体裁，但并未具体加以分析介绍。这种状况到周作人《美文》发表后有了改变。
周作人不是笼统地介绍外国散文，而是具体区分外国散文中有批评的、学术性的一大类型，和记述的、艺术性的另一大类型，后者他称为“美文”。又进一步分析美文里边有叙事、抒情以及两者夹杂等类别。他指出“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列举了艾狄生、兰姆等几位美文名家，说“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这可说是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第一篇专门介绍和自觉倡导学习外国艺术性散文的理论文章。随后译介外国散文理论和创作的风气盛行。
概括说来，二、三十年代侧重译介西洋和东洋的随笔散文，如王统照的《散文的分类》，胡梦华的《絮语散文》，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随笔理论和他与鹤见祐辅等的杂文随笔，梁遇春大量译介英国随笔，谢六逸、缪崇群翻译的日本小品文，“论语派”系统的刊物上大量出现的外国幽默小品、闲适小品以及所谓西洋杂志文，梁宗岱翻译的《蒙田散文选》，戴望舒、徐霞村、卞之琳译介的阿左林散文，毛如升、方重等专门研究英国小品文发展史的论文，林疑今翻译的史密斯《小品文作法论》，等等，约略可见二、三十年代译介欧美、日本诸国散文理论和创作的规模。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开始重视译介苏联、东欧等国的速写、报告文学、社会论文(文艺政论)等文体的理论和作品，如译出苏联文学顾问会《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中的《小品文作法》，高尔基的政论杂文，基希、约翰·里德等的报告文学理论和创作等；抗战以后更为注重译介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地报告和罗曼·罗兰、爱伦堡、阿·托尔斯泰等人的杂文书信等。
译介重心的转移恰好与我国散文创作重心的变迁相适应，这就从总体上表明我国现代着译家是根据本国实际需要而有选择地译介外国各色各样散文的。我国现代散文家积极译介外国散文，自觉借鉴其艺术经验，尤其是相继或交错地主动接受欧美随笔个性表现精神和苏联东欧等国新兴散文报告社会写实精神的影响，广泛引进国外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散文艺术，从而丰富发展了我国现代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以来对外国散文理论和创作的广泛介绍和大量吸取，对现代中国散文的发展成熟起了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