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前期各类散文形式蓬勃发展，出现过一个全盛局面。
尤其是1933、1934年间不少专门或侧重登载散文小品的杂志勃兴，综合性期刊和文学期刊也纷纷开辟小品文专栏，《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动向》、《大晚报·火炬》、《立报·言林》、《大公报·文艺》等副刊也给各类散文留出较多版面，散文写作风气极一时之盛，从而有“小品文年”和“杂志年”之说。所谓“杂志年”指的是1934年。陈望道在年底写的《明年又是什么年呢?》一文中说：“有人统计，今年新出版的定期刊，大约有四百多种，——即新增了十倍左右，于是所谓‘杂志年’，当真名不虚传”。杨晋豪编《二十三年度中国文艺年鉴》时写的《一般的考察》一文中说：1934年度号称“杂志年”，共有“六百余种的期刊”，其中纯文艺刊物“占有二三十种之多”，杂志兴盛，单行本印行却很少。
当时在文坛很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如《译文》、《文学季刊》、《文学评论》、《水星》等，侧重于散文小品的刊物如《人间世》、《新语林》、《太白》、《诗与散文》等，就创办于1934年。“杂志年”之后的1935年曾有“第二杂志年”之呼声出现，但终于未能实现，不少新办刊物旋生旋灭，连前一年创办的一些有影响的刊物如《太白》、《人间世》也不得不停刊。关于“小品文年”，说法不尽一致。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说是1934年“被称为‘小品年’”。
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说：“由于杂文在文坛上风行，登载杂文的刊物众多，以致有人把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分别称为‘小品文年’和‘杂志年’(指专登小品杂感的小刊物)。”而多数材料认为“小品文年”主要指1934年。如《小品文和漫画》一书中佛朗、熊昌翼二人的文章都说1934年是“小品文年”，春深在《文化与教育旬刊》上发表的《小品文在一九三四年》明确说1934年是“杂志年”，也是“小品文年”，“一九三四年的文坛是小品文值年，一九三四年是小品文的黄金时代”。该年出现过“中国目前为何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争论，关于小品文问题的争论，关于杂文的文艺价值的争论，关于文言与白话的争论，这些论争都与散文小品的发展密切相关。
该年相继新创了几个有影响的小品文专刊，几家大报副刊和重要的文学期刊也大量发表散文小品，写作、阅读散文小品成为一时风气，因而有人在叙述该年度中国文艺主潮时列举的六方面内容中就有“幽默闲适的风行一时”和“小品文字的极度兴盛”(杨晋豪《本年度的中国文艺主潮》)。总之当时人们所说的“小品文年”和“杂志年”主要都是指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