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林语堂提倡幽默和闲适以及汪懋祖等人提倡复古的思潮,对马来亚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对此,马华新文学界人士纷纷撰文,予以批评。6月7日新加坡《南洋商报·狮声》发表乌卒的杂文《文人的行当》,讽刺林语堂“交了桃花运,大名鼎鼎,且有蒸蒸日上的气概”,“实在可喜可贺”。
10月24日,樊塍在马来亚《槟城新报·轮》发表杂文《复古运动》,指出:“如果说天师道术是欺骗愚夫愚妇的笨拙伎俩,那么,说提倡读经和文言文是麻醉青年的手段,是丝毫也不会过火的吧?”直至1935年2月,还有白雪(林健庵)的《这便才是》一文载于《星洲日报·晨星》。文中讥刺上海妇女团体领袖竭诚拥护“当道禁止剪发”之言行为“从善如流”,“而且大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气概”。
在1934至1935年间,这类抨击文章陆续在新、马各地报刊发表,形成了一场反幽默反闲适反复古的运动。它与当时马华文坛的大众语运动相呼应,推动了马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