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作。
发表于1936年4月25日《读书生活》第3卷第12期。这是继阿英《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一文之后，又一篇报告文学的重要理论文章。
作者是我国最早翻译现代报告文学奠基人基希《秘密的中国》的译者。
文章阐述报告文学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要是报告文学真正能够成为我们一代人的真实生活图画的时候，就是将来，也还有价值”。
并根据基希报告文学的特点，指出报告文学“在科学的意义上讲”，每一篇都“可以说是一种绵密的社会调查”。因此，作者不能是“假意的旁观者”，他除了对事实作“全面的研究和调查”外，还必须“站在现实的高处，架起他的望远镜”，反映事件发展的趋向。文章还指出：“正确的事实，锐利的眼光，抒情的幻想，同是基希报告最紧要的要素”，“基希的作品，无疑是报告文学的一种模范”。这对我国当时正在兴起的报后文学写作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