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作。
初载于1933年《论语》第15、28两期，最初收入1934年6月上海生活书店版《大荒集》。本文分上、下两篇，作者读了沈启无编选的《近代散文钞》中所选的晚明公安派、竞陵派小品文，发现它们与西方近代浪漫主义、表现主义以及英美随笔有相通之处，他由此推崇晚明小品：“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这和周作人所说的现代散文源于公安派散文同出一辙。他标举“性灵”，认为“文章者，个人之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
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从而将性灵、自我说成是与社会现实毫无关系、犹如行空天马一般玄妙神秘的东西，以此作为散文小品的“命脉”。这势必将散文家引上逃避现实、消闲自娱的歧途。这对于现代散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也是一大背离。本文对“论语”派同人的散文理论和散文写作很有影响，与左翼文坛所坚持和发展的革命现实主义方向背道而驰，从而受到左翼文坛和进步作家的广泛批评。作者在文中所阐发的散文小品自由不拘、以意役法等特性，因其符合散文艺术个性，得到某些作家和评论家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