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超作。
初刊于桂林《野草》月刊1941年12月第3卷第3～4合刊，署名东郊迪吉。这是孟超所写的最有特色的历史评论性的杂文之一。
作者抓住这样一个事实：某大学招生的历史试题为：“东晋元帝、南宋高宗、明末福王，均偏安江南，何以东晋南宋多历年所，而福王享国独浅，试究其故?”。在抗日战争的民族存亡关键时期，出这种试题是十分荒唐的。
它不是引导学生去总结之朝覆亡的教训，而是引导他们去比较如何才能“偏安”得更好。这无异是给历史的真理蒙上一层“窗纸”，学生的答案五花八门，“隔靴搔痒”。
这篇杂文从对一个具体的典型事例剖析入手，导向研究历史的一般方法，构思新颖，议论深透。其特色是逞才使气，借题发挥，议论纵横，兴会淋漓，并且蕴含着借古词令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