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叔作，初载于1939年2月8日《鲁迅风》第5期，初收于1943年2月重庆读书出版社《边风录》，署名巴人。
作者由吃笋联想到日本安冈秀夫和鲁迅的不同解释。安冈侮蔑中国人爱笋是因其“挺然翘然象男根”，胡说中国人好色；鲁迅认为中国人爱笋就是爱竹，因竹“可以做箭，用于战斗”。作者并不展开抽象的议论，而是以主要篇幅回忆儿时家乡的“笋山”与“竹山”乡人们“掘笋”的艰苦劳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二兄”和“亡友”浴血奋战的“挺然翘然”的英姿，最后从回忆回到现实，对当时“失了乡土的同胞”议论说：“能斗争，才能存在；能奋发，才能进步。
……而挺拔自胜却寒御暑的笋竹的英姿，该是我们所应学取的吧!”论从叙出，融情于事，文调亦庄亦谐，文白之中常夹杂浙东方言俚语，有着作者独特的杂文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