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②

　　【大伯】dàbó
　　①伯父（爸爸的哥哥）。②尊称年长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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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大伯（上）
　　大伯从来没有这样风光过：
　　他躺在漆成黑底色、画着鲜艳的龙的图案的柏木寿棺内，被十六个精装的汉子抬着，缓缓地走在弥漫着哀伤的街道上。前面，他的子孙后代穿着孝衣、打着幡儿、举着花圈在恸哭；再前面，是吹吹打打的民间艺人。间或，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空气中震荡着，似乎是在昭告，一个善良本分的老人，在一个阳光混浊、偶有树叶飘落的晚秋午间，离开了他生活了75年的这个小山村。
　　大伯命运不济，一生坎坷，并没有过过多少好日子。他生于1931年，当时还是民国的战乱时期。生不逢时的他，在成为刚刚懂些事情的孩童时，又不幸地赶上了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华北不抵抗政策，大伯所在的这个位于冀南华北平原西部边缘的只百余口人的小山村，很快便沦为敌占区。这里是丘陵地带，满眼都是望天收的山岗坡地，并不盛产粮食，但日本人却格外的“青睐”，是因为这个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占领者自然不会放过，于是，便在这里修筑了铁路，开挖了矿井，构筑了碉堡、炮楼等军事要塞，并蹲踞了重兵进行把守。据村子里的老人们讲，仅我们村周围的小山上，就有三四个炮楼，解放后被老百姓拆掉了，在那些遗址上至今还能看到一些破碎的蓝色砖块和白灰渣子。出于对煤炭资源的掠夺的需要，占领者实行的是高压政策，把这里打造成铁皮一块。村子里，不时地有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经过，将不宽的街道踩得哗啦哗啦之响。村人们便赶忙拉起自己的孩子躲进自家低矮的石屋内，瑟瑟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出。日本人在这里侵占了8年，大伯的整个的童年，便是在日军的令人惊悸的铁蹄声和刺刀的寒光中度过的。
　　日本投降后，我们这里成为较早的被解放的地区之一。很快，土改运动开始了。据大伯讲，我们的家族当时在村子里算是相对富裕的。这样的富裕，也只不过是比一般的人家多置了几亩的薄田，而且，这些田地是依靠自己的勤劳从一些变卖土地吸大烟的人手里买来的，在划定的家庭成分时，便被定成了富农。在那个没有法制近乎蒙昧的时代，土改过了火，这样简单朴素的相对富裕，于是，就被一些人理所应当地认作是大大的罪过，一夜之间，家里的老老小小都因此成了“罪人”。带来的灾难，便是家里不但丧失了所有的财产，还搭上了正值壮年的爷爷的性命。那一年，大伯16岁，他的妹妹就是我的姑姑6岁，他的弟弟、我的父亲刚刚满周岁。
　　爷爷的一条命，并没有换来一家人的平安和免责，而只是灾难岁月的开始。“土改过火”使得一些人彻底红了眼，凶残暴戾到了极致，叫嚣着要“株连九族、斩草除根”，对村子里的“异己份子”要赶尽杀绝。迫不得已，一家人的逃难生活开始了。刚刚三十出头裹着小脚的奶奶，只是个不曾见过世面的农家妇女，应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横祸显然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为了生存下去，一家人被迫分散了。奶奶带着姑姑和父亲在几个亲戚家里东躲西藏，四处寻找避难场所。而大伯则在族人的帮助下跑到了城里，在本家的一个爷爷开的一个马车店里当了小伙计。在近十年里，残缺不全的这一家人像乞讨般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期间，姑姑长大了，出落成了一个大姑娘，再跟着奶奶四处躲藏也不方便了，便草草地嫁了人。像姑姑这样的情况，一般的出身好的人家是不敢娶的。所以，所嫁的人家出身成分在那个村子里也是比较高的。好在，那家人很善良，对姑姑不错。尤其是姑父，身材魁梧，是个很能干的庄稼汉。婚后的日子清苦但平和，姑姑算是有了一个不错的落脚。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后期。当时，建国已经有几年了，局势比较稳定，农村成立生产合作社，需要补充劳动力，逃亡了多年的奶奶与她的两个儿子才得到了“特赦”，被获准回家参加劳动，并在村子里的那条沟边分到了几间破房安身。大伯原本一直想在城里做下去的，但赶上了公私合营，那间马车店收归了国有。大伯的出身不好，不能被录用为正式职工，被辞退了，不得已，也回到了村子里。
　　此后的很多年，一家人虽没有了性命之虞，但饱受了长期的受压制和歧视，忍气吞声地过着低人一等的凄然生活。村子里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抑或说是一些靠“运动”走红的投机分子，还不断对奶奶以及大伯、父亲恣意地进行攻击谩骂。好在，这一家人家族传袭的为人的善良与厚道，是三乡五里的老百姓们所公认的，很多人在私下里对他们偷偷地接济和照顾。在一些好心人的张罗下，大伯与大娘成了家。后来，公社里开办了自己的煤矿，要招录一批挖煤的人。那个年代，生产技术还相当落后，下井采煤是很危险的职业，没有人想去做。出身好的人命值钱，且颇有优越感，自然不必去冒险；出身不好的命贱，死不足惜，于是，大伯便成了公社煤矿的一个采煤工。虽是在矿上干活，但并不发工资，劳动报酬是依然在村子里算工分。大伯人好命大，虽然煤矿时不时有矿难事故发生，也死了不少的人，但大伯每次都能幸免于难。
　　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又有很多“运动”， 如“四清”、“反右”、“文革”等。每次大的“运动”来了，村子里的像我们家这样的出身不好的人，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被按上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挨批斗、游街，都成了家常便饭。有的时候，社员们在地里集体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原本是围坐在一起随便拉拉家常的。生产队长如变态般的突然心血来潮，不怀好意地让队里的那些“四类分子”站在人群中央，进行批斗，以显示自己的威风和地位。这样的次数多了，那些朴实的社员们也并不往心里去了，只是机械地跟着喊口号而已。也是因为这样特别的遭遇和经历，造就了大伯和父亲他们都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磨砺了他们的意志。后来，大伯到矿上去上班了，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他成了矿上的骨干，也靠自己的忠厚和诚实，赢得了大家在人格上的尊重。所以，当“运动”来的时候，矿上的领导和工友们都会以“工作忙”等理由，不开他的批斗会。实在顶不过去了，就走走过场，做做样子，算是有个交待。我想，在那十多年里，大伯虽然每时每刻冒着生命危险在矿井下采煤，但他在心理上应当是相对轻松的。在这个时期，他心里最大的压抑和痛苦，并不是他自己的处境，而是自己已快到了古稀之年的年迈的母亲依然在挨批斗、自己的儿女因为出身问题不能上学甚至连婚姻都受影响的无奈。
　　忆大伯（下）
　　时光荏苒，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国家的拨乱反正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年已半百的大伯和自己的家人一道，彻底“摘帽”了，被平了反，像去除了常年压在身上的巨石一般，终于可以直起腰杆长长地吐一口气，堂堂正正地成了这个村子里正常的一员。他们第一次享受到了“村民”待遇，和村子里的其他人平起平坐，平等地分到了责任田，也第一次让一家老小吃上了饱饭。可惜，刚刚过上好日子没两年，饱受了战乱和动荡、守寡半生、沉默寡言的奶奶，耗尽了生命最后的能量，在一个秋天去世了。那一年，我刚好上高中。奶奶下葬的时候，大伯和父亲倾尽所能，为奶奶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葬礼。出殡时，大伯和父亲都哭得很伤心。
　　又过了两年，大伯的唯一的女儿、我的堂姐出嫁了。男方是本村的，而且是村子里的一个大户人家，家庭条件比较好。这样的婚事如果要搁在过去，门不当户不对，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堂姐出嫁那天，大伯非常高兴，不善饮酒的他喝了不少，也很激动。在酒桌上，当着一家老小的面，他眼里含着泪水，在平静地诉说了关于家族的过去之后，不停地念叨着“感谢好政策，真想不到现在能过成这样好。”这样的感恩的话语，在这以后的很多年里，他时常挂在嘴边。毕竟，过去与现在，对于他这样的饱经沧桑的人来说，感觉简直就是两重天地。他的这样的感叹，是发自内心的，也是由衷的。对于家族过去所遭遇的不平，他并没有怨天忧人，相反，他只教育自己的子女，要与人为善，向前看，走好以后的路。大伯的这种宽宏和大度，也是他看透了人世间的善恶美丑所悟出的真谛吧。
　　此后，上了年纪的大伯辞去了原来的公社煤矿上的工作，回到了村里。这个时候，国家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推行的政策是“有水快流”，村子里的一些人也纷纷开始兴办自己的小煤矿。像大伯这样的多年来是一穷二白的家庭，刚刚翻身吃上了饱饭，是根本没有任何积蓄的，搞投资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大伯常年在煤矿工作，有经验也有技术，便受雇于一家私人矿主，做起了窑工的工作，相当于煤矿的总工程师的位置。在接下来的几年，大伯上班挣了一些钱，手头宽裕了。
　　1991年的春天，我已在省城参加了工作。一天，我正在自己的单身宿舍内看书，听到了有人敲门。开门后，一个穿一身老式蓝色中山装、中等身材、谢顶、清瘦、有些佝偻的老人出现在门口。他，就是我的大伯。由于多年的生活艰辛，看上去，他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老一些。他的身后，是他的正在上中学的最小的儿子，我的堂弟。
　　等我把他们让进来坐下，大伯向我说起了来这里的缘由。原来，本来欢蹦乱跳的堂弟，忽然一天腰疼起来，甚至到了不能直腰的地步。花甲之年的大伯，领着他在当地四处求医问药，几个月间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也没有诊断出个所以然来。最后，抱着一线希望，大伯带着堂弟坐火车来省城找我。临末了，大伯歉意地笑笑，不好意思地说给我添麻烦了。我慌忙制止他这样说，说都是自己一家人没必要客气什么。
　　在单位外面的一个小饭馆简单吃了点饭后，我便领着他们去了邻近的省医院，找了一个熟人，很快就找到了病根，确诊为先天性椎管狭窄。先后经过两次手术，堂弟的病基本上治愈了。出院回家的时候，大伯的神情和来时大不一样了，露出了欢愉和轻松。他搔着头上稀稀疏疏的头发，忙不迭地向医生表示感谢。他还要向我表示谢意，我赶忙拒绝了。
　　治好了堂弟的病，大伯并没有完全轻松下来，他要完成最后一项大任务，为儿子盖新房、娶媳妇。当这一切到变成现实后，他几乎花完了自己的积蓄连同以后几年的收入。所以，当他年近七旬终于放弃了在矿上上班的时候，已基本上没有什么钱财了。好在，已经过惯了苦日子，大伯并没有特别在意。
　　即便是这样的高龄，且儿成女就了，大伯依然闲不下来，不肯享清福。每天，他都要和大娘一起下地去劳作。打下来的粮食，除了老两口自己食用，剩下的都给了在外面做事情的孩子们。一直到他去世的这年的春天，他还在地里做农活。
　　在生活上，大伯是个节俭的人，也不讲究。他和大娘两个人都很少置办新衣服，但身上的衣服永远是干干净净的。在饭食上，一直都是粗茶淡饭。他们很少买菜，咸菜稀饭是家常便饭，有时候还蒸一些窝头吃。孩子们为了表示孝心，给他买来鸡鸭鱼肉什么的，他都拒收。实在拒绝不了留下来的，便保存下来，等孙子孙女们来了再吃。这样的情形我也是知道的，因为，每次回老家去看望大伯，所带的一些营养品，他都要推推桑桑好半天才勉强留下来。只是，因为工作忙了，也有了自己的家，我回家看望大伯的次数并不多，每年只有两三次。到了大伯家，他都会很开心，忙着给我拿烟、沏茶，然后问一些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也唠叨一些家务事，最后还嘱我做人做事的一些注意事项。就是在这样的间隔的看望中，我看到大伯慢慢变老了。他变得越发的清瘦，脸上的光泽在渐渐褪去，牙齿彻底脱落了，连抽了大半辈子的烟也戒了。他的耳朵也失了聪，只能借助助听器。到了后来的几次再去，就连助听器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了，而且饭量也大不如从前了。
　　最后的一次去看望大伯，是在今年的国庆放假期间。我回到老家后，父亲对我说，去看看你大伯吧，他病得很严重了。我有些吃惊，忙问是什么病。父亲叹口气，说是老了。
　　午饭后，我是和父母一起去看望大伯的。他刚输完液，在客厅的躺椅上休息，几个儿子守在身边。看到我们来，大伯似乎想起身，但身上力气不够已经起不来了。他向我打了声招呼“你来了！”我凑到他跟前和他说话时，他摇摇头，说听不到了。我又和堂哥说了几分钟的话，问问情况，才知道大伯已经几乎不能进食了，主要是靠输液维持生命，医生说大约还有两三个月的寿限。这时，大伯在躺椅上说自己累了，要躺一会儿。我赶忙搀扶他起来，让他躺在床上。当我抓着他时，感觉他的胳膊已经很细了，似乎只剩下了骨骼。
　　临走时，大伯对我说“你回去上班吧，不要惦记我，我没事”，我诺诺地点点头，心情沉重地出了房门。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说大伯不在了。
　　赶回去吊孝时，看到大伯已经穿好了寿衣躺在一张单床上。床边摆放着香烛和祭品，儿子儿媳在地下的干草上守灵。我跪趴在地上，哭了一通。然后，堂哥揭开蒙在大伯脸上的毛巾，让我看大伯的遗容。他双眼紧闭，嘴里含着元宝，似睡熟了一样的安详。他的脸色焦黄，彻底失去了光泽。由于过度的瘦弱，他的两腮凹陷进去，变成了两个大坑……
　　按大伯的遗愿，他去世三天后被火化了，一家人哭得一塌糊涂。找阴阳先生看过了，排了七，按传统的仪式安排的葬礼。据家人的推算，按农历，如果没有今年的闰月，大伯去世的那个日子，和奶奶是同一天。时隔二十二年后，他们这对曾经饱受磨难、相依为命的母子，终于可以在九泉之下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