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帽批发②

　　摘要：

　　这几年跑官要官风颇为盛行，官帽批发早已成了一种社会流行病，成了一种公开的秘密。送钱的多寡成了官员升迁的筹码，谁送的钱多谁就有才有德，当下坊间的顺口溜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就是个很好的说明。

　　官帽批发-官帽批发简介

　　官帽批发是指买卖官帽的一种官场现象，卖的对象是官帽，买的对象也是官帽，卖官帽也即卖官买官帽也即买官，批发即大量的卖；官帽批发显然是一幅反腐败的政治漫画。(注：笔者根据这种现象的实质，自定义的)

　　官帽批发-官帽批发的市场化分析

　　从乡镇到县级，以及各部门的一二把手，每个职位都有几万到数十万元不等的明码实价。而这卖家，是为何物？

　　当然是官帽批发部。《法制晚报》7月28日报道说，这个批发部的老板---原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日前因卖官受贿被一审判处死缓。

　　官帽批发部，最沉重地击中了当前干部任用机制的软肋，值得制度设计者深刻思量。而一个决定一方民众福祉的党委机关，如何蜕变为市？若对其市场化的演变析之，更能感受何为触目惊心。

　　大凡市场，必先有可供交易之物。在绥化官市，对诸等官帽有任意配置权的马德，便将其标价上市。

　　但马德绝非终端批发。试想，一个人巨资购货，不凭其生财，是啥买卖？而要赚个利差，必做二级批发，效仿马德权力寻租：或将自己手中可以调配的科长主任之类职位也待价而沽；或利用插手工程等方式狂捞一把。

　　于是乎，官帽进入流通领域，便推倒了多米诺骨牌。

　　其一，潜规则盛行。在绥化，花钱买官已被人们高度认同---歪风如此盛行，做官为民的宗旨哪有一席之地？

　　其二，官场雪崩。马德案牵出265名官员，仅一把手就有50多人---爆发生态危机，政府今后如何取信于民？

　　其三，国家、民众遭殃。马德敛财上千万，而二级批发商们又刨回多少利差？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在绥化近年财政收入缩水近半，以及频现的豆腐渣工程中---国家肌体、民众利益有多受伤？

　　真正的经济活动促进国民财富增长，而权力异化产生的市场行为，其财富必源自国家肌体、民脂民膏。 一个官帽批发部，几多警醒！

　　官帽批发无本万利！

　　不知从何时起，机构变动、干部换届、班子调整，多设领导职数，解决职级待遇等，变成了贪官发财的伎俩。引发南充官场地震的原四川南充市营山县委书记杨毓培，就曾通过这种伎俩卖官61起、敛财200多万。

　　对于其敛财行为，杨毓敏并不讳言，只是强词夺理地说干部任用都是先由组织部推荐，再由常委会集体定夺，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干部任用原则下，他一个人是不可能说了算的，因此他并不承认自己卖官。换言之，就是说因为走了所谓的合法程序，比如，考察材料齐全，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少数服从多数，等等，即使因钱给官也不叫卖官了。

　　果真如此吗？凡在官场上经过的人都会清楚，杨毓敏口里这些所谓的合法程序无非是在花架子之下将合法程序变形， 把组织考察、集体决定成为搪塞群众的冠冕堂皇的托词而已。名正言顺的背后，是权大于程序，个人高于集体。看吧，不少地方的一把手哪个不是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 班长成家长，群言堂成一言堂呢？在决定所属干部的荣辱升降上，书记一人提名，常委一致通过，由主要领导拍板决定已成公式。

　　那些一把手们选人用人出于个人私利、个人感情，在提拔干部时夹带私货，成了官帽批发，局外人是很难弄清个中猫腻的。以人定人，以钱定职成为官场的规律之一，由此形成了封建色彩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掌握用人权的老板们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从而引出以钱开路的买官行为。

　　为了维护个人权威，维护集体荣誉，不准发杂音是贪官们手中的法宝。也是杨毓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成了一把手后，将本来人事调动工作集体审批的做法改为成立调动领导小组，自己任组长。在他实行一支笔签字后，达到了人事大权独揽的目的，常委会也就成了虚设。每次讨论干部，他总是先定调子，只要他认可了，常委会就算是通过了。如有人胆敢提出不同意见，他就会说单位里出了两个声音了！他就会想尽千方百计让你没事干。

　　聚财要有敛财法。杨毓培每次开会首先讲换届，并不时在言语中露些口风，俨然我主沉浮之势。于是乎，求高升的、要保位的、想调好岗位的一个个只好怀揣重金，粉墨登场。2003年2月12日，还是营山区委书记的杨毓培主持常委会，一口气就调整了278名科局级干部，其中新提拔干部88人。据了解，有14人不符合任职条件。同年2月22日，又调整17名乡镇副职，其中新提拔9名，有3名不符合任职条件。如此大规模调整干部，实属罕见。经过对干部的重新洗牌，杨毓培既巩固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又聚敛了大量钱财。真是无本万利的买卖！

　　对杨毓培的评价，当地人说法很多，最为集中的两点是：专权和贪婪。传言在大学毕业时，杨毓培与同窗有言：我这人一无所长，惟有做官。 他还曾毫不掩饰地说，作为一把手，自然而然是一号，是老板，要拥有绝对权力；说了作数，定了算数，以我说的为准，以我定的为准；说的就是政策，必须无条件执行。

　　由此可见，官帽批发是利益驱动下催生出的政治怪胎。官职市场化，是当今社会上登峰造极的腐败。买官卖官的腐败之风屡禁不止，既暴露出官本位封建遗毒的影响，也暴露出我国现行干部人事制度中的缺陷。是到了我们端掉官帽批发黑市的时候了。

　　官帽批发-直言不讳：选票贬值与官帽批发的必然性

　　有人卖官赚钱，有人掏钱贿选，虽已是过街老鼠，但仍然有人冒着风险也要干。这说明：官帽与选票的含金量都是很高的。于是乎，当我们将110顶官帽卖150万与2.5万摆平73名人大代表的新闻进行对比时，难免要心痛地发出感慨：即便有人非要用钱对官帽和选票给出一个价格，可咋能卖得如此便宜？官帽与选票一同贬值，又存在怎样的内在逻辑？

　　这两条可以扯上联系的消息分别发生在云南与安徽。今年1月23日，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两名副县长被查处，梁河县153名人大代表中，竟有百名人大代表卷入了贿选案。其中一名副县长贿赂73名人大代表，总花费约2.5万元，而另一名副县长，仅仅花了5000元，就买到了副县长的宝座。一些人大代表仅仅为了几包香烟，一点化肥、农膜，或者几十元钱，就把自己的选票出卖了。(据10月14日《新京报》)

　　而在安徽历年来倒下的县委书记中，定远县县委书记的陈兆丰刷新了多项纪录，其中两项是受贿人数和次数最多，即便是在被纪委调查期间，他还在收钱；卖出官帽最多从1998年11月到2002年，陈兆丰共计卖出110顶官帽；卖官收入超过150万元，官帽价值平均每顶一万多元。(据10月15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有人责怪一些人大代表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就出卖选票，显然素质不行。这只是一个方面。笔者以为，明白了一个县委书记为什么可以以一万多元的价格，像卖土豆白菜一样，大批量地随意向外批发官帽，才能真正明白人大代表手中的选票，为什么在不再是橡皮图章之后，还是如此地不值钱几包香烟，一点农膜，几十块！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对以往贿选事件的调查发现，有些代表收受贿赂的直接动机不是牟利，他们真实的心态是：投票给谁无所谓，如果有人意思意思，就顺水推舟投他一票。也有人大代表说：我投谁的票对选举根本没什么影响，最后谁当选，还不是由上面定。换句话说，在官帽可以低价搞批发的背景下，人大代表的选票跟着贬值简直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官帽与选票一同贬值的内在逻辑是：官帽如果在实际上还是操纵在个别主要领导的手中，只是通过代表选举举举手、走过场，则无论谁拿到官帽当上副县长，都一个样，除了会影响个别人的政治前途，与大多数人大代表和老百姓的关系其实没多大区别。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必然要出现选票看似重要，却折价贬值的结果。

　　被称为卖官书记的陕西商州市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五年时间批发官帽27顶，几乎涉及各个部门领域，人家自己就坦言：我不说话，谁也提拔不了。而在安徽定远县，陈兆丰在接受了一位叫杨守兰的人送的贿赂款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实现了杨走上副县级的愿望。每一顶官帽的落实，都会有正当的程序可走，甚至也不乏通过党代会、人代会，可问题是，此时的程序如何不称为过场？而一旦手中真正掌握着升迁大权的主要领导贪欲横流，把官帽当成自己菜地里的老黄瓜，给点钱就卖，110顶官帽卖150万与2.5万摆平73名人大代表的同时出现，也就越发必然了。

　　燕赵都市报：选票贬值与官帽批发的因果关系

　　有人卖官赚钱，有人掏钱贿选，虽已是过街老鼠，但仍然有人冒着风险也要干，这起码说明：官帽与选票的含金量都是很高的。于是乎，当我们将110顶官帽卖150万与2.5万摆平73名人大代表的新闻进行对比时，难免要心痛地发出感慨：即便有人非要用钱对官帽和选票给出一个价格，可咋能卖得如此便宜？官帽与选票一同贬值，又存在怎样的内在逻辑？

　　这两条可以扯上联系的消息分别发生在云南与安徽。今年1月23日，中纪委、中组部公开通报了一批跑官要官的典型案件，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两名副县长被查处，梁河县153名人大代表中，竟有百名人大代表卷入了贿选案。其中一名副县长贿赂73名人大代表，总花费约2.5万元，而另一名副县长，仅仅花了5000元，就买到了副县长的宝座。一些人大代表仅仅为了几包香烟，一点化肥、农膜，或者几十元钱，就把自己的选票出卖了。(10月14日《新京报》)

　　而在安徽历年来倒下的县委书记中，定远县县委书记的陈兆丰刷新了多项纪录，其中两项是受贿人数和次数最多，即便是在被纪委调查期间，他还在收钱；卖出官帽最多从1998年11月到2002年，陈兆丰共计卖出110顶官帽；卖官收入超过150万元，官帽价值平均每顶一万多元。(10月15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有人责怪一些人大代表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就出卖选票，显然素质不行。这只是一个方面。笔者以为，明白了一个县委书记为什么可以以一万多元的价格，像卖土豆白菜一样，大批量地随意向外批发官帽，才能真正明白人大代表手中的选票，为什么在不再是橡皮图章之后，还是如此地不值钱几包香烟，一点农膜，几十块！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对以往贿选事件的调查发现，有些代表收受贿赂的直接动机不是牟利，他们真实的心态是：投票给谁无所谓，如果有人意思意思，就顺水推舟投他一票。也有人大代表说：我投谁的票对选举根本没什么影响，最后谁当选，还不是由上面定。换句话说，在官帽可以低价搞批发的背景下，人大代表的选票跟着贬值简直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官帽与选票一同贬值的内在逻辑是：官帽如果在实际上还是操纵在个别主要领导的手中，只是通过代表选举举举手、走过场，则无论谁拿到官帽当上副县长，都一个样，除了会影响个别人的政治前途，与大多数人大代表和老百姓的关系其实没多大区别。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必然要出现选票看似重要，却折价贬值的结果。

　　被称为卖官书记的陕西商州市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五年时间批发官帽27顶，几乎涉及各个部门领域，人家自己就坦言：我不说话，谁也提拔不了。而在安徽定远县，陈兆丰在接受了一位叫杨守兰的人送的贿赂款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实现了杨走上副县级的愿望。每一顶官帽的落实，都会有正当的程序可走，甚至也不乏通过党代会、人代会，可问题是，此时的程序如何不称为过场？而一旦手中真正掌握着升迁大权的主要领导贪欲横流，把官帽当成自己菜地里的老黄瓜，给点钱就卖，110顶官帽卖150万与2.5万摆平73名人大代表的同时出现，也就越发必然了。

　　有专家说，贿选的出现从反面说明人大代表的权力在逐步落实，不能因为出现贿选，就怀疑让他们做主有方向问题。这话有道理，就好比一个刚学走路的未成年人总会跌跤，对他负责的成年人不能用禁止走路来防止一样。因此，2.5万摆平73名人大代表之类的丑事不能成为弱化人大代表权力的理由，而是应当首先从逻辑的上游入手治理：只有官员任命不再被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那几把手独揽，才会给代表选举拓展出正常的运作空间，他们的选票才能真的有了质量不是说代表有了真权力就绝对不会被贿赂，而是说只有先消除了110顶官帽卖150万廉价批发的土壤，才能指望从根本上治理、消除2.5万摆平73名人大代表这类怪事的发生。

　　惊动中央的官帽批发商落网记

　　王虎林，1947年出生于晋城市黎川镇西沟村，早年丧父，后其母亲改嫁。1963年考入山西大学政治系。1983年，年仅36岁的王虎林成为山西省壶关县最年轻的县委书记。9年后，调至长治县担任县委书记，1995年，王虎林成为山西省少有的副厅级县委书记。1999年5月离任长治县委书记出任长治市委常委。

　　原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王虎林，因在短短两个月时间突击调整干部420人、提拔干部207人，成为惊动中央的官帽批发商。

　　 2000年9月1日，山西省委、省政府向外界宣布，王虎林因在担任长治县委书记期间违规提拔干部、失职渎职，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收受贿赂、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王虎林案的侦查已近尾声，不日将被提起公诉。

　　 中央批示纪检出击

　　采写的文章《荒唐的官帽批发商》，对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王虎林在离任长治县委书记前突击调整干部420多人，提拔207人，致长治县委偌大机关只留下6名干事的事实予以曝光，经半月谈编辑部同意，7月19日，《中国煤炭报》全文转发这篇文章，一时间，全国上下为之震惊。

　　 同年8月25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再发文章《原长治县委书记王虎林何以引发民愤》，此文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国务院领导的案头。国务院领导批示：这个县也够典型了，这样的人还被提拔为市委常委，一定要严肃查处！山西省的父母官坐不住了。山西省委省政府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专案组，对此进行核查。经研究决定，专案组组长由屡破大案且对长治县情况熟悉的武振功担任。

　　 早在1998年，长治县的老干部们就向省纪检委联名举报过王虎林在母亲去世时大肆收礼数十万元、借引资名义四处游玩等问题，去年8月，武振功受命到长治县调查王虎林的问题，并与王虎林进行了两次正面接触，由于王早有准备，所以调查组一到长治县就受到了王虎林亲信的监视控制。后调查组虽千方百计与知情人秘密接触，也了解到一些关于王虎林的问题，但没有拿到有力证据。这一次中央批示涉及王虎林两大问题：一、违规提干，二、卖官鬻爵。买官卖官双方得益，且一般没有旁证，所以极难查实。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查？此案的突破口在哪里？武振功一时陷入沉思。

　　 同一天晚上，刚从南方海滨城市参观归来的王虎林已得到消息，他没有回长治，而是直接下榻在河南郑州某大酒店，远在长治县的亲信们长途驱车悄然前往为其接风，还为他带去大量活动经费。推杯换盏之间，王虎林和亲信们订立了攻守同盟。于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火就这样悄然燃起。

　　 检察介入常委逃遁

　　 经山西省纪检委研究决定，对王虎林实施双规。1999年10月16日，根据纪委安排，长治市委委派的市纪检委、市公安局、市检察院4位同志来到晋城王虎林老家。

　　 王书记，市里请你回去配合调查。来人客气地对王虎林说。

　　 不去，我不去！王虎林断然拒绝。几个人只好拨通市委电话请示。

　　 虎林，不管怎么回事，你先回来。市委书记闫爱英接过电话与王虎林说。

　　 不回去，我要上北京打官司。有什么事，等我打完官司再说。王虎林挂断了电话。这时，一辆豪华轿车径直停在王家门前。众目睽睽下，王虎林被一大群人簇拥着走上轿车绝尘而去。此后，王虎林神秘失踪。1999年11月16日上午，王虎林状告《中国煤炭报》、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一案在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王虎林没有出庭。专案组派往北京的侦查人员跟踪了王的律师，发现王虎林住在招待所。庭审结束后，侦查人员决定在北京设法控制王虎林，然而，狡猾的王虎林竟在侦查人员的密切监视下再度失踪。

　　 不久，王虎林突击提拔干部的问题已被长治市委查结，83位被违规提拔的干部和53名被突击提拔的干部被撤销任命。王虎林的其他违法违纪事实渐渐浮出水面：

　　 双挂干部是王虎林的专利发明。长治县有很多企业干部兼任乡镇的副职，这就是王虎林所说的双挂。特别是效益好的企业，大部分一把手都弄到了乡镇副职之位。

　　 武振功收到一封举报信，信中说，长治县晶鑫药业公司董事长送给王10万元钱，以王虎林女儿的名义存入了长治县

　　 回到长治县，安排人到储蓄所一查，果然发现了问题：王宇、王秀名下各有一笔存款5万元，从时间上看与举报人所说情况基本一致，查对存款底据上的笔迹，是晶鑫药业的出纳写的。接着，办案人员又从12家银行调出了王虎林家1995年以后的全部存款凭据124张，数额高达370余万元。特别是长治县突击提拔干部前夕，王虎林家存款骤增，仅1999年3月19日一天，王虎林及家人就22次出入银行储蓄所存款77万余元，每次存款均在4万元左右。那么，这些钱究竟从何而来？专案组决定请检察机关出马，提前立案。

　　 同年11月初，根据纪检委已经查实的问题，检察院先以涉嫌失职渎职对王虎林立案侦查。经过1个多月认真调查，检察院认为王虎林已构成犯罪，2000年1月7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对王虎林批准逮捕。

　　 罪行曝光贪官归案

　　 从1月11日至14日，警方再次对王虎林的住宅进行了地毯式搜查，并与王虎林的数十位亲戚、儿女一一见面。

　　 警方发现有两部电话与王虎林的儿子进行了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对话，从对话时间分析，极有可能是王虎林。与此同时又有消息传来：10多天前，有人曾陪王虎林的大儿子王宇昭去过成都，见过王虎林。据那人回忆，王虎林落脚的地方有一个大茶馆叫小坝子矮房子。

　　 对两部电话调查发现，其中一部是成都金牛区马家花园附近万通灯饰部的公用电话。

　　 刑警们决定沿此路线寻找王虎林。18日中午，3401航班载着两位重任在肩的刑警从郑州飞往成都。

　　 公安人员对金牛区马家花园进行了综合考察，在万通灯饰部附近1公里远的地方，他们发现了紫星酒店旁边那个叫小坝子矮房子的茶馆。

　　 从登记簿上看出，住在207的名叫苏秋明夫妻是11月中旬入住酒店的，他们深居简出，虽然两个月时间匆匆过去，但此二人全没有离开宾馆的迹象。乔装成商人模样的王虎林手提密码箱与张玉梅挽手走下楼梯。王虎林！警方大喊一声，王虎林心头一颤，赶紧说：我不是王虎林！扯掉苏秋明头上的假发，与随身携带的照片仔细对照，果然是原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王虎林。警方搜查王虎林的房间发现，他们随身携带的两个密码箱中还有现金3万余元。一个笔记本上详细记着王虎林状告《中国煤炭报》、新华社记者过程中的每一笔花费共计18万元。

　　 这一天，是2000年1月19日，离省委规定的破案期限还有一天！

　　 记者发稿前获悉，官帽批发商王虎林的老婆张玉梅已被检察机关收审，奸淫妇女的二公子王宇泽也未逃出法网。

　　官帽批发为何屡屡得逞

　　县委书记岗位目前已经成为腐败案件多发的岗位。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在安徽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先后有18名现任和原任县委书记因腐败被查处，原因多是因为卖官买官，这其中又以千万县令陈兆丰最为著名。网民为此发表了各自看法。

　　网友观点

　　●安徽先后有18位县委书记落马，而在近四年多的时间里，全国竟有一千多名县处级干部被查。如此惊人的数字，一方面反映出纪检监察机关反腐力度的加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县官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的重灾区，是反腐应该盯紧相牢的重中之重。

　　●这些年来见诸报端及人们所耳闻目睹的买官卖官案件，越来越让人触目惊心，即便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买一个局长乡长动辄十万、几十万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杜绝官帽批发必须从监督县委书记用人上下手。

　　●为什么不脱不送，坐着不动会成为官场的潜规则？为什么腐败一旦被曝光，几乎部门领导个个有染？这些现象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深刻反思。权力一旦到了无人监督的地步，人内心潜在的各种非分之想便会浮出水面。

　　官帽批发-官帽批发谁之最

　　在时下的官场上，县委书记成为腐败高危人群，已是不争的现实。坊间就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工作干得好，不如关系好，要想关系好，就得拿钱找；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上级重用。这些顺口溜，映射在一些县委书记肆无忌惮地批发官帽子的事实上，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当前在某些地方黑暗官场上所存在的买官卖官不正之风的腐败场面！

　　让我们看看下述县委书记创下了哪些卖官之最的。

　　最成功的县委书记

　　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因卖官获陈千万称号，创造了受贿人数和次数最多、金额最大、卖出官帽最多的成功记录。他先后卖出110顶官帽，官帽价值平均每顶一万多元，卖官收入超过150万元。

　　最一发而不可收的县委书记

　　原河南平顶山市新华区委书记杜欣卖官，明码标价，副科级2万～3万，正科5万～6万，副县级10万元左右。几年下来，靠官帽批发一发而不可收，7年中，行贿人员149人217笔记录中，有关职务晋升的有102笔、工作调整的有44笔。杜欣收受贿赂的高峰期大多在逢年过节、干部调整、在外学习考察、自己或家属生病住院期间。

　　最随意的县委书记

　　在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卖官成瘾的眼中，干部选拔任用中的组织考察、民主推荐、领导谈话、公开竞聘、集体讨论等，这些程序和手段不过是他卖官索贿、玩弄权术时随意拈来、可资利用的工具，在任县委书记短短8个月的时间内，武保安的全部注意力就是调整干部，借机索贿，不但卖官受贿时间集中，数额巨大，致使当地买官卖官成风。

　　最独裁的县委书记

　　四川南充市高坪区原区委书记杨毓培，在卖官中，奉行三不政策，即不经组织考察、不搞民主测评、不征求纪委意见，抛开常委会集体决定，专门成立调动领导小组，实行一支笔签字批发官帽。杨毓培在担任中共营山县委书记、中共南充市高坪区区委书记、中共南充市营山县委书记期间，先后收受26人贿金共计70.8万元。

　　最到位的县委书记

　　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批发官帽430顶。从1999年2月5日至4月24日，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共调整干部432人，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人；县委机关只有6名干事，全县20个乡镇，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占到乡镇干部总数一半以上。会计跃为法院副院长，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当年，在长治县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两万三万才到位。

　　最抢时的县委书记

　　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原县委书记李树春,在担任响水县委书记期间，对不符合条件的，只要你付了钱照提拔不误；1995年底，李得知自己将要调离响水，为了抢时间卖官，干脆来个乌纱大批发，一天上午用2个小时，突击研究变动了102个科级干部，无论提拔还是调动，多是李一人说了算。

　　最霸道的县委书记

　　辽宁省原葫芦岛市连山区区委书记李玉麟利用一票否决权，实行霸道式卖官！先后收受33名乡党委书记、镇长等人贿赂人民币106.8万元，美金3万元。

　　最无耻的县委书记

　　号称三光书记的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公开声称：要将看中的女人搞光、财政的钱花光、官位卖光。1996年5月至2003年4月，林龙飞在担任周宁县委书记期间，先后251次收受68名干部、职工贿送的钱款。

　　最牛气的县委书记

　　河南省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因作奸犯科被冷冻过，后被重新启用。杨不思悔改，一上任就卖官，且卖官所得赃款被下属盗走后，竟责令公安破案，所追赃款送给公安部门。不仅如此，还弄虚作假，竟然牛气到连总理都敢欺骗。2005年春节，温家宝总理来到文楼村，和老百姓一起过节。当时，总理提出给村民每人发10元压岁钱。文楼村实际有3217人，而报上去的数字却多出883人，骗了总理8000多元。

　　最倒霉的县委书记

　　在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还不到十天，狂妄、胆大、骄傲的株洲原县委书记龙国华被高升的喜悦冲昏了头，竟然一意孤行、置若罔闻、以身试法，居然把中央的必杀令当成耳边风，顶风做案，趁即将调离县委书记岗位之际，突击提拔调整领导干部100多人，造成不良影响，被群众举报到中央纪委后，经湖南省委批准，龙国华被双规，成为倒在中央必杀令前最倒霉的第一位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是我国政权中的基层干部，但却是有着很大权力的基层。党和国家的决策，最终要由县级党组织和政府去落实，人民群众的幸福、富裕、安全也要靠县级政权去保障。县委书记作为县级领导班子的班长，可谓责任重大，不可懈怠。好的县委书记，能够带领一班人，克己奉公，清正廉洁，开拓创新，当好人民的公仆，造福一方百姓；差的县委书记滥用职权、践踏法律，索贿收贿，腐化堕落，给当地百姓带来灾难，使党和政府的形象大打折扣。象上述创下中国卖官之最的县委书记，就是操纵政权,大行腐败而成为害群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