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文化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精神
汉水流域历史上是个移民地区。据刘昌安先生研究表明:距今七千到一万年以前,先民们已在汉水中上游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原始氏族社会瓦解,进入青铜文明的奴隶社会之后,汉水中上游主要是巴蜀、庸等商朝的族方国。周王朝时,或因王朝封迁,或因避难,又从四面八方迁入了不少民族和小国,史料研究,大致有褒国、丙国、酉国、骆国、赤国、巴国、蜀国、庸国、濮国等数十个,进一步开发了汉水中上游的经济,创造了丰富的、既与南北文化有联系而又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据史载,西周末年(前771),犬戎入侵关中,部分郑国之民,南逃至汉水中上游的汉水盆地,这是载于史册的最早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行动。春秋战国时期,秦、楚交兵,打破了汉水中上游以巴蜀文化为主导的局面,而融入了荆楚文化、氐羌文化和秦陇文化的各种因素,特别是秦灭蜀后,移关中之民万家入蜀地及汉水上游,大大加强了秦文化对汉水中上游的影响。两汉魏晋时期,汉水中上游由于地处边陲,有秦巴屏障,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局面,中原及巴蜀流民纷纷涌入。汉初刘邦、萧何对汉水中上游的整治,东汉时张鲁政权在汉中几十年苦心经营等等,都使得汉中及汉水上游地区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隋唐宋元时期,汉水中上游受社会变革的影响,人口的迁移也时多时少,呈现出不稳定状态。大致说来,隋初是一个稳定的时期,人口增加较快,但隋末农民战争,人口大幅度下降。唐天宝前,汉水中上游人口发展较快,但安史之乱后,人口流失严重。北宋前期,汉水中上游相对稳定,人口增加,经济复苏。但宋与辽、西夏的战争,又影响到汉水上游地区的人口变迁,有流入,也有逃亡,特别是南宋时期,汉水上游地区是抗金前线,人口变化更为突出。明清以来,汉水中上游成为全国重要的人口迁入区。 移民大部分来自我国南方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人口的迁出地主要是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安徽、江苏、江西等省,特别是湖北、四川两省是汉水中上游移民的主要来源。在明代从洪武大移民到正统年间明政府对汉水中上游实行的安置流民禁山政策,再到成化年间的弛禁与安抚政策,这120年间的移民活动,基本上奠定汉水中上游的人口基础,成为发展陕南经济的主体,学者们称之为荆襄流民运动(荆襄山区泛指豫、鄂、陕、川交界处一大片区域)。而清代,从乾隆初年至道光初年的近90年的西南移民潮中以湖广和四川的移民为主迁入陕南,人数多达百万之众,被看作是湖广填四川的延续。[i]
而在汉水流域中游，传说黄帝时大臣容氏由河北容城逐步移民，形成庸国；周朝时对殷商遗老遗少进行移民，秦朝时对吕不韦部族移民神农架，唐代有皇亲国戚移民房县和郧西，明清两代受李自成和白莲教起义影响，大批流民移民汉水流域，解放后，随着开发建设大三线的需要，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技术精英大批移民十堰，形成了历史上第六次移民高潮。
对于连绵不断、多次大批的移民，就像汉水汇融流域内千川百溪终成滚滚洪流一样，汉水流域敞开了博大宽广的胸怀，一律容之纳之，承之载之，使他们既来之，则安之，并与他们和睦相处，共同繁育生息，最终历时历史地形成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五方杂处、八音相谐的民族存在、繁衍发展的文化生态和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移民标志着文化的迁移和流动，移民的频繁和移民成分的复杂则意味着文化变迁的频繁和文化构成成分的复杂。由于多次大批的移民，使汉水流域文化积累深厚，层次丰富复杂。不仅巴蜀文化、秦陇文化、中原文化在这里交融汇集，而且，西域文化、岭南文化、闽浙文化、江淮文化，甚至域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都在这里有典型的碰撞、沉淀和遗存。层次的深厚累积和来源的广泛复杂，使汉水文化极富开放性与兼容性、普适性与代表性。
[i] 刘昌安.汉水中上游移民生活方式现代转型的研究报告[A]陕西:汉中师范学院学报[J],2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