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②

　　中药发展史

　　古代药物知识的起源和积累：

　　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实践，不断认识，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由于太古时期文字未兴，这些知识只能依靠师承口授，后来有了文字，便逐渐记录下来，出现了医药书籍。这些书籍起到了总结前人经验并便于流传和推广的作用。中国医药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有着巨大的贡献。由于药物中草类占大多数，所以记载药物的书籍便称为本草。据考证，秦汉之际，本草流行已较多，但可惜这些本草都已亡佚，无可查考。现知的最早本草著作称为《神衣本草经》，著者不详，根据其中记载的地名，可能是东汉医家修订前人著作而成。

　　《神农本草经》全书共三卷，收载药物包括动、植、矿三类，共365种，每药项下载有性味、功能与主治，另有序例简要地记述了用药的基本理论，如有毒无毒、四气五味、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剂型，可说是汉以前我国药物知识的总结，并为以后的药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公元452～536年）将《神农本草经》整理补充，著成《本草经集注》一书，其中增加了汉魏以下名医所用药物365种，称为《名医别录》。

　　每药之下不但对原有的性味、功能与主治有所补充，并增加了产地、采集时间和加工方法等，大大丰富了《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到了唐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外交通日益频繁，应形势需要，政府指派李绩等人主持增修陶氏所注本草经，称为唐本草后又命苏敬等重加修正，增药114种，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称为《新修本草》或外国药物陆续输入，药物品种日见增加。为了适《唐新本草》，此书由当时的政府修订和颁行，所以可算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这部本草载药844种，并附有药物图谱，开创了我国本草著作图文对照的先例，不但对我国药物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不久即流传国外；对世界医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所述是我国古代药物知识的三次总结，以后每隔一定时期，由于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便有新的总结出现。如宋代的《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都是总结性的。到了北宋后期，蜀医唐慎微编成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他将《嘉祐补注本草》与《图经本草》合并，增药500多种，井收集了医家和民间的许多单方验方，补充了经史文献中得来的大量药物资料，使得此书内容更为充实，体例亦较完备，曾由政府派人修订三次，加上了大观、政和、绍兴的年号，作为官书刊行。明代的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进行彻底的修订，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编成了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本草巨著《本草纲目》于李时珍死后三年（1596年）在金陵（今南京）首次刊行。此书载药1892种，附方11000多个。

　　李时珍在这部书中全面整理和总结了十六世纪以前我国人民的药物知识，并作了很大发展。他改绘药图，订正错误，并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分为十六纲，六十类，每药之下，分释名、集解、修治、主治、发明、附方及有关药物等项，体例详明，用字严谨，是我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也是我国科学史中极其辉煌的成就。李时珍长期亲自上山采药，远穷僻壤，遍询土俗，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对药物进行实地考查和整理研究，并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辟迂儒之谬论，痛斥方士之邪说，纠正了古代本草中不少药物品种和药效方面的错误，才使《本草纲目》一书达到前代一切本草远未达到的水平，这部书在十六世纪初就流传中外，曾经多次刻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不但对世界医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也是研究动植矿物的重要典籍。清代乾隆年间赵学敏编成《本草纲目拾遗》一书，对《本草纲目》作了一些正误和补充，增药716种。由汉到清，本草著作不下百余种，各有所长，但可称为总结性的，只有上述几书。其余如地方性的《滇南本草》（明兰茂）、专记外来药物的《海药本草》（唐李殉）。

　　记载食物疗法的《食疗本草》（唐.孟铣）、记载救荒植物的《救荒本草》（明朱橚）、侧重药物鉴别的《本草衍义》（宋寇宗黄）、侧重药物炮炙的《炮炙论》（南北朝刘宋雷敩）以及便于学习诵读、翻检查阅或临症参考的中小型本草多种。 清代道光年间，吴其浚的两部专论植物的著作：《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专长编》问世，前者记载植物1714种，后者描述了植物838种。对于每种植物的形色性味、用途和产地叙述颇详，并附有精确插图，尤其着重植物的药用价值与同名异物的考证，所以虽非药物专著，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我国古代人民关于药物的知识还收栽在许多医学和方剂学的著作中。例如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唐孙思邈的《干金备急方》和《千金翼方》、宋陈师文等所编的《太平惠民和济局方》、明朱橚等的《普济方》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书籍中收载的药物和方剂，很多至今还被广泛地应用着，具有很好的疗效。

　　很多中草药的疗效不但经受住了长期医疗实践的检验，而且也已被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有些中草药的有效成分和分子结构等也已经全部或部分地研究清楚。例如麻黄平喘的有效成分麻黄碱、常山治疟的有效成分常山碱、延胡索止痛的主要成分四氢掌叶防己碱（延胡索乙素）、黄连和黄柏止痢的主要成分小蘖碱（黄连素）、黄芩抗菌的主要成分黄芩素、大黄泻下的有效成分番泻甙等等。为了保证药物的疗效，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于药物的栽培、采收、加工、炮制、贮藏保管等方面，也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大量事实证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长期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医药遗产是极为丰富、极为宝贵的。我们应当珍视这个祖国医药学的伟大宝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返观国外药物知识的发展，以埃及和印度为最早。公元前1500年左右埃及的papytus（纸草本）及其后印度的Ajur veda（寿命吠陀经）中均已有药物的记载。希腊、古罗马、阿拉伯在医药的发展中也有悠久的历史，如希腊医生Dioscorides的De Materia Medica（药物学），古罗马的Galen（公元131～200年）所著Materia Medica（药物学），阿拉伯医生Avicenna （公元980年）所著Canon Mediclnae（医药典）等都是专门的药物学著作，对古代医药学的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

　　

　　现代中药科学的发展和概况：

　　中华民国（1912～1949年）

　　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但是中国仍未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加之国家连年战争，社会动荡，经济衰退，致使中国科技发展缓慢而不平衡，远远落后于欧美、日本等，失去了16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科技上普遍领先地位。在西方科技文化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出现了中西药并存的局面。与此相应，社会和医药界对传统的中国医药逐渐有了中医、中药之称，对现代西方医药也因此逐渐称为西医、西药。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废止中医的政策，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因而引发了中医药界的普遍抗争。在学术医药工作者奋发进取，尽管困难重重，本草学或中药学仍然有所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民国时期的中药专著有260多种，大多体例新颖、类型多样、注重实用。由于它们的论述范围、体例、用语等与传统本草有所不同，或为了通俗的原因，一般都不以本草命名。其间综合性中药著作和讲义较多，内容多数偏于临床实用。前者以蒋玉柏《中国药物学集成》较有代表性。该书有总论、各论两大部分。总论概述了中药有关基本理论知识；各论按功效分类，分别记述了400余种药物的别名、气味、形状、功用、制法、有毒无毒、用量、禁忌、处方等。其体例和内容与前者基本相似，但更简明实用。如秦伯未《药物学讲》，分为发散、利尿、理气、理血、温热、寒凉药等12类加以介绍，如张山雷《本草正义》，属于传统药论性质。该书结合个人用药体验论述了中药的药性、功用以及鉴别、炮制、煎煮法等，有较好的影响。

　　属于传统的地方本草亦有多种，以肖步丹《岭南采药录》、高宗岳《泰山药物志》较有特色，也丰富了药物的品种。食疗本草有较大的进步，大多内容丰富、实用。如秦伯未《饮食指南），以传统、简要为特点；杨志一、沈仲圭《食物疗病常识》、陆观豹《食用本草学》，则多为经验之谈。其他方面，如经曹炳章据清末郑肖岩所撰《伪药条辨》补订而成的《增订伪药条辨》，载药110种，就产地、形态、气味、主治等以论述或比较，为辨识药物真伪优劣提供了宝贵经验。杨华亭《药物图考》，摘引本草文献，对药物品种作了科学的考证，并附有图谱，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炮制制药方面，如杨叔澄《中国制药学》、周复生《增订药业指南》，有关内容均较切合实际。当时的中药学著作，除了传统的表述外，还产生了中西药汇通之作。汇通派医药学家，利用自然科学和西方医药学的某些成果，补充表达中药的基源、成分、功效及其药理等，或以中西药理互为解说；其间深浅、得失参差不齐。在各种著作中，以郭望《汉药新觉》、温敬修《最新实验药物学》及阮其烃、王一仁、董克仁的《本草经新注）等较有代表性。鉴于此期中药数量众多、知识广泛，对中药的学习与传播已有诸多不便，故不仅便读、歌括一类中药入门书籍不少，而且新产生了中药辞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35年陈存仁编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全书270万字，收药目4300条，每药分别介绍命名、古籍别名、基本、产地、形态、性质、成分、效能、主治、历代记述考证、辨伪、近人学说、配合应用、用量、施用宜忌、参考资料等21项。资料丰富、全面，汇集了古今有关论述，并有附图。它是中药发展史上第一部大型辞典。除上述外，反映在本草或中药学术的进步，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功效和主治已明确分别开来，功效表述较准确，增加了中药剂量，以及逐渐用科、属、种名表示中药基源等。 这一时期药用植物学、生药学已成为研究植物类中药的自然来源（分类）、性状或鉴别等新兴的学科，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赵燏黄《中国新本草图志》、《祁州药志》、《现代本草生药学》和裴鉴《中国药用植物志》等，均很有代表性。与此同时，也从化学成分、药理等方面对若干常用中药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其中以陈克恢对麻黄成分、药理的研究最深入，而且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其他学者对洋金花、延胡索、黄连、常山、槟榔、鸦胆子、益母草、乌头、川芎、当归等百余种中药进行了成分、药理或临床研究，开拓了中药现代研究的道路。 民国时期有许多中医药社团、院校，虽属民办，但在传播学术、交流经验，培养人才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27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的普及与发展，在研制药品、防治疾病中，大量采用中医药，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成绩。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医药事业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949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制定了以团结中西医和继承中医药学为核心的中医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发展中医药事业。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中国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中药学也因此取得了长足进步。 从1954年起，国家有计划地整理、出版了一批重要的本草古籍，计有《本经》、《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纲目》等数十种。60年代以来又辑复了《吴普本草》、《别录》、《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十余种，对研究和保存古本草文献有重大意义。

　　随着中药事业和学术的发展，新的中药著作大量涌现，范围广、门类齐全。其中一批中药著作反映了当代水平：①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编写的《中药志》，原书分四册，修订后全书分六册，其中一、二册为根与根茎类，收载药物206种；三册为种子果实类，收载药物138种；四册为全草类，收载药物135种；五册为叶、花、皮、藤木、树脂、藻菌、其他类，收载药物148种；六册为动物、矿物类，待出。每册药物均附有墨线图、照片及彩色图照。每一药物介绍了历史、原植（动）物、采制、药材及产销、化学成分、药材鉴别、性味及功效、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附注等内容。②70年代由《全国中草药汇编）编写组编写的〈全国中草药汇编）共收载中草药2288种，附墨线图2100余幅。各药介绍了来源、形态特征、生境分布、栽培或饲养要点、采集加工、炮制、化学成分、药理作用、性味功能、主治用法、处方等，内容全面、简要。比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全国中草药资源与应用。③经过长期努力由江苏新医学院编写的《中药大辞典》，共收载中药5767种。每一药物分药名、性味、归经、功能主冶、选方、临床报道、各家论述等到19项加以记述。它包含了所载中药古今有关内容。④由原色中国本草图鉴编纂委员会编著的《原色中国本草图鉴》，全书共25册，收载彩绘中药的5000种，并附文字解说，包括基原、植物（动物）形态、采集加工、化学成分、药理、性味效能、主治用法、用量、附注等内容。⑤由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云南省药品检验所等编纂的《中国民族药志》首次介绍了中国多民族药物1200多种。每一药物分民族药名、来源、民族药用经验、药材检验、科研资料等项，具体介绍了药物的基原、学名、药用部分、形态及附图、历史现状、功用，以及成分、药理、临床应用等。此外，徐国钧《生药学》、谢宗万《中药材品种论述》、刘寿山《中药研究文献摘要》等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药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先后多次组织力量资源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和资料的搜集。这些成果大部分都反映在全国和各地中药志或药用植物志、动物志等著作中。现已知中药资源总数有12807种，其中用植物11146种，药用动物1581种，药用矿物80种。在中药资源调查基础上，一些进口药材国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如萝芙木、安息香、沉香等已在国内生产。中药资源保护、植物药异地引种、药用动物和药用动物的驯化及中药的综合利用也颇见成效。西洋参、天麻、鹿茸、熊胆和人参、钩藤等就分别是这些方面的典型事例。

　　中药的现代研究大多取得了瞩目进展：①中药的基本理论得到了系统、全面整理，对药性、归经、十八反等作了大量研究，十八反的实验研究取得较大成果。但这方面的研究难度较大，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②生药学和中药鉴定学，在中药鉴定方面除一般来源、性状鉴定外，还普遍采用显微、理化等手段。而且鉴定技术已向用少量检品达到迅速、准确的方向发展。③通过中药炮制技术与原理的现代研究，中药炮制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与此相应，对许多中药的炮制、作了改进和规范，并采用了许多先进的设备与技术，提高了饮片质量。④建立了中药化学，对中药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多数常用中药明确了主要有效成分，部分弄清了化学结构。⑤建立了中药药理学。对多数常用中药的药理进行了系统研究；抗菌、抗病毒、抗肿瘤、解热、利尿、降压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药物筛选。过去不被注意的多糖类、鞣质、氨基酸、多肽等，现己发现有多种生物活性。它在阐明中药功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③随着中药制剂的发展，新剂型的增多，以及质量检测控制手段的提高，中成药生产已走向现代化。 为了统一制定药品标准，卫生部及早成立了药典编纂委员会，后改为中国药典委员会，于1953年、1963年、1977年、1985年、1990年和1995年先后出版发行了六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从1963年开始，药典分一部、二部编写。一部为中药部分，主要收载中药材、中药成方制剂，另有凡例与附录的制剂通则、中药检定方法等。所收载的中药各版均有调整。1995年版药典一部共收920种，其中药材、植物油脂等522种，中药成方及单味制剂398种。有关中药内容，根据品种和剂型的不同分别依次列有：中文名、汉语拼音与拉丁名、来源、处方、制法、性状、鉴别、检查、浸出物、含量测定、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注意、规格、贮藏、制剂等。附录的内容以及先进的检测方法等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国家一直重视药政法的建设工作，先后制定了多个有关中药的管理办法，并于是1984年国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的颁布对保护人民健康，发展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提高中国药品在

　　

　　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

　　中医药教育、科研事业有了空前发展。中国现有20余所中医学院、药学院设有中药专业，近60所医药学校、卫校设置了有关中药的专业；国家一级和许多省市成立了中医药研究院所。在开展科研和人材培养（含药剂士、学士、硕士、博士、工程师、药师等）等方面发挥了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医药学的中、外交流增加，近三十年来这种交流尤为频繁。国际中医药学术会如亚细亚中医药学术大会、国际中草药学会均召开了多次。中外药学科研人员互派或应邀进行学术交流也不少。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使中药学在国外也日益受到重视，除日本、朝鲜、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使用与研究中药防治疾病外、在西方一些国家也逐渐采用与研究中药防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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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中药的禁忌

　　服用中药的禁忌大致可分为四种：

　　（1）中药配伍禁忌：某些药物因配方后可产生相反、相恶关系，使彼此药效降低或引起毒副反应，因此禁忌同用。

　　（2）孕妇用药禁忌：主要为避免动胎、堕胎，因孕后妇女大多数对大寒、大热、峻泻滑利、破血祛瘀及毒性较大的药物耐受性差，因此对相关药物必须忌用。

　　（3）服药期间饮食禁忌：俗称忌口，主要为避免服药时的干扰因素，以便提高药效，可分为某一种药物对应的忌口与不同病情条件下用药时的忌口两类，前者如人参忌萝卜、鳖甲忌苋菜、甘草忌鲢鱼、常山忌葱、茯苓忌醋等。后者为慢性病服药须忌生冷，热性病治疗期间忌辛辣、油腻，痈疡疮毒、皮肤疾患忌鱼虾、鹅肉及辛辣刺激之品。

　　（4）中药汤剂禁忌过夜服用：因为中药里含有淀粉、糖类、蛋白质、维生素、挥发油、氨基酸和各种酶、微量元素等多种成分，煎煮时这些成分大部分溶解在汤药汁里。一般服法是趁温热时先服一半，4～6小时后再服一半。如果过夜服用或存放过久，不但药效降低，而且会因空气、温度、时间和细菌污染等因素的影响，使药液中的酶分解减效，细菌繁殖滋生，淀粉、糖类营养等成分发酵水解，以致药液发馊变质，服用后对人体健康不利。

　　俗话说：吃药不忌口，坏了大夫手。忌口即指治病服药时的饮食禁忌。忌口是中医治病的一个特点，历来医家对此十分重视，其有关内容也广泛存在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籍中。实践证明，忌口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平时食用的鱼、肉、鸡、蛋、蔬菜、瓜果、酱、醋、茶、酒等普通食物，它们本身也都具有各自的性能，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药物的治疗作用，均产生一定影响。如清代章杏云所著《调疾饮食辨》一书中云：病人饮食，藉以滋养胃气，宣行药力，故饮食得宜足为药饵之助，失宜则反与药饵为仇。所以，病人服中药时有些食物应忌服。

　　如服用清内热的中药时，不宜食用葱、蒜、胡椒、羊肉、狗肉等热性的食物；在服温中类药治疗寒证时，应禁食生冷食物。在古代文献中亦有大量记载：甘草、黄连、桔梗、乌梅忌猪肉；薄荷忌鳖肉；茯苓忌醋；鳖鱼忌苋菜；鸡肉忌黄鳝；蜂蜜反生葱；天门冬忌鲤鱼；荆芥忌鱼、蟹、河豚、驴肉；白术忌大蒜、桃、李等。这说明服用某些药物时，不可吃某些食物。如果吃了禁忌的食物，疗效就不满意或起相反作用。另外，由于疾病的关系，在服药期间，凡属生冷、油腻、腥臭等不易消化或有特殊刺激性的食物，都应忌口。例如，伤风感冒或小儿出疹未透时，不宜食用生冷、酸涩、油腻的食物；治疗因气滞而引起的胸闷、腹胀时，不宜食用豆类和白薯，因为这些食物容易引起胀气。其他，诸如水肿病人少食食盐；哮喘、过敏性皮炎病人，少吃发食如鸡、羊、猪头肉、鱼、虾、蟹等。

　　忌口也不能绝对化，要因人、因病而异，对一般病人，特别是慢性病人来说，若长时间忌口，禁食的种类又多，则不能保持人体正常所需营养的摄入，反而降低了人体的抵抗力，对恢复健康不利，因此，在医师指导下，可适当食用增加营养的食物，以免营养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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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中的十九畏和十八反

　　《本经序例》指出：勿用相恶、相反者。但相恶与相反所导致的后果不一样。相恶配伍可使药物某些方面的功效减弱，但又是一种可以利用的配伍关系，并非绝对禁忌。而相反为害，深于相恶性，可能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故相反的药物原则上禁止配伍应用。目前医药界共同认可的配伍禁忌，有十八反和十九畏。

　　十八反：甘草反甘逐、大戟、海藻、芫花；乌头反贝母、瓜蒌、半夏、白蔹、白及；藜芦反人参、沙参、丹参、玄参、细辛、芍药。

　　十九畏：硫黄畏朴硝，水银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丁香畏郁金，川乌、草乌畏犀角，牙硝畏三棱，官桂畏石脂，人参畏五灵脂。

　　五代后蜀韩保升修订《蜀本草》时，首先统计七情数目，提到相恶者六十种，相反者十八种，今人所谓十八反 之名，盖源于此。相畏为中药七情之一，内容已如前述。但从宋代开始，一些医药著作中，出现畏、恶、反名称使用混乱的状况，与《本经》相畏的原义相悖。作为配伍禁忌的十九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

　　对于十八反、十九畏作为配伍禁忌，历代医药学家虽然遵信者居多，但亦有持不同意见者，有人认为十八反、十九畏并非绝对禁忌；有的医药学家还认为，相反药同用，能相反相成产生较强的功效。尚若运用得当，可愈沉疴痼疾。

　　现代对十八反、十九畏进行了药理实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十八反、十九畏牵涉的问题较多，各地的实验条件和方法存在差异，使实验结果相差很大。简单的毒性试验大多得到负结果或互相矛盾的结果。早期的研究结果趋向于全盘否定；近年来，观察逐渐深入，不宜轻易否定的呼声渐高。此外，还有的实验证明，十八反、十九畏药对对人体毒副作用的大小，与药物的绝对剂量及相互间的相对剂量有关。

　　总的说来，由于对十八反、十九畏的实验研究尚处在初期阶段，目前决定其取舍还为时过早，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故凡属十八反、十九畏的药对，若无充分根据和应用经验， 一般不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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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反药歌

　　本草明言十八反，半蒌贝蔹芨攻乌。

　　藻戟遂芫俱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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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认识中药的副作用

　　近几年，因滥服中草药导致肾炎和急性肾功能衰竭的病人日趋增多。专家为此呼吁：必须提高人们对中草药肾毒性的认识。

　　据专家介绍，多年来中药副作用少的说法使人们对某些中草药的肾毒性缺少足够的认识和重视。90年代中期，比利时医生首先发现，相当数量的肥妞、胖嫂在无所禁忌地服用减肥中药后发生急性肾衰，由此提出了中药肾病的概念。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全军肾脏病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中药木通、厚朴、粉陀已、细辛中含有的马兜铃酸能导致肾小管及间质、近端肾小管酸中毒及低渗尿。此类患者临床初期出现少尿性急性肾衰，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变成慢性小管间质性肾炎。而这些患者的治疗极为困难，往往逐步走向终末期衰竭。

　　专家强调，目前许多江湖医生打着偏方、验方的旗号，滥用中草药治疗各种肾脏疾病，加重患者病情甚至导致尿毒症，对此必须提高警惕。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云海教授研究发现，有近50种中药对肾脏有毒性，可引起急、慢性肾脏功能损害和肾脏衰竭。

　　这些可导致肾脏损害的中药有三类。

　　第一类为植物类中药：雷公藤、草乌、木通、使君子、益母草、苍耳子、苦楝皮、天花粉、牵牛子、金樱根、土贝母、马儿铃、土荆芥、巴豆、芦荟、铁脚威灵仙、大枫子、山慈菇、曼陀罗花、钻地风、夹竹桃、大青叶、泽泻、防已、甘遂、千里光、丁香、铭藤、补骨脂、白头翁、矮地茶、苦参、土牛膝、望江南子、棉花子、腊梅根等。

　　第二类为动物类中药：鱼胆、海马、蜈蚣、蛇毒等。

　　第三类为矿物类中药：含砷类（砒石、砒霜、雄黄、红矾）、含汞类（朱砂、升汞、轻粉）、含铅类（铅丹）和其他矿物类（明矾）等。

　　中药大部分是天然药物，有效成分比较复杂，如生物碱、皂素、鞣酸质，挥发油等。既然是药，其多数则会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一般地讲，中药的副作用比人工合成的西药要小些，但也有些药物毒性较大，如红砒石、白砒石、水银、斑蝥、青娘虫、红娘虫，生藤黄等。毒性稍轻些的有：白附子、生附子、生川乌、生草乌、生半夏、马钱子、巴豆、生天南星、生甘遂、闹羊花、天仙子、蟾酥、土木鳖、吕宋果、云轴子、枫茄子、枫茄花，生硫磺、巴豆霜、白降丹、罂粟壳等。当使用这些药物时，必须慎重，如枫前花浸酒，口服可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剂量过大，常会引起中毒死亡。因此，有毒性的中草药必须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那么，平时在中药方剂中常用半夏、天南星、附子、川乌、草乌等，为什么不发生中毒呢？一方面是由于对这些药物进行了炮制，如生半夏口服会引起呕吐。唇舌发麻。声音嘶哑等副作用，而生半夏用姜汁、明矾、盐等炮制后，其毒性大为降低。另一方面，还要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如水银用做主药治疗皮肤癌、宫颈癌时，只能限于外用，严禁内服，不然会发生汞中毒。

　　有些中草药虽然毒性轻微，若使用剂量过大，则会产生严重毒副作用。如木通有通乳作用，若用其大剂量（50克）与猪蹄同煮，服后会发生肾功能损害。又如白果，因其含有微量氢氰酸，在过量情况下，就会出现发热、呕吐、腹泻、惊厥、抽搐、肢体强直、皮肤青紫、瞳孔散大、脉弱而乱，甚至昏迷不醒等中毒现象。

　　当需要用一些有毒性的中草药时，首先应慎重，要严密观察，并注意剂量是否恰当，前者时间应稍长些。其次可与一些药物配伍，以减少毒性。如用于肝硬化腹水的十枣丸，就是配伍大枣来缓和甘遂、大戟、芫花这些有强烈泻下作用的中草药，起到减少毒性的作用。对一些有毒性的中草药，常配伍甘草来缓和毒性。现已证明，甘草中所含甘草甜素在药理上确有解毒作用，证实了《本草纲目》上记载甘草解百药毒的正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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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的配伍

　　中药的七情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其云：药有阴阳配合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后人据此把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和相反七个方面，称为七情。

　　七情配伍的内容是：

　　1、单行：即单味药即能发挥预期效果，不需其他药辅助的称为单行。如独参汤，只用一味人参治疗元气大脱证即效。

　　2、相须：即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可以增强其原有疗效。如石膏配知母可以增强清热泻火的功效。

　　3、相使：即在性能和功效方面有某种共性的药物配合使用，而以一种药物为主，另一种药物为辅，能提高主药物的疗效。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配合时，茯苓能增强黄芪补气利水的效果等。

　　4、相畏：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如生半夏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故说生半夏畏生姜。

　　5、相杀：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如生姜能减轻或消除生半夏的毒副作用，故云生姜杀生半夏的毒。从上可知相畏、相杀实际上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是药物间相互对待而言。

　　6、相恶：即两种药物合用，一种药物与另一药物相作用而致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药效。如人参恶莱菔子，因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

　　7、相反：即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十八反中的若干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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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神农尝百草的本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伟大义举，是一种舍生忘死的高尚行为。无怪对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神农本草经》，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恐怕也是对这位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吧 !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 27个义项。这个气，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这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行，咸味能软坚润下。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 (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更有出人意料的补，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其四，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早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 (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 (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 (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其五，药中哲理

　　中药自有它的药理，如前所述；还有它的哲理，常为人所忽视或不识。我们知道，哲学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层次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并从中找出规律，以更好地指导我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里仅就药中哲理略谈一二。 (一)药性有阴阳：阴阳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概括了天下万物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鱼虫的矛盾与对立、共性与个性，无不尽在其中。这里仅择一些与自然、医药、人身有关的概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动静、升降、生死、长消、寒热、正邪、益损、增减、气血、脏腑《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阴也。此乃地之阴阳也。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二)治则有反治。在其二中提到了正治，还有反治。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处。(三)补益有哲理。在其三中，讲到两方面的药补，金代医家张以正论补，颇具哲理，别树一帜。1、他在《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一文中，从扶正祛邪的角度，按照中医五行理论，认为祛邪就是扶正，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素问》不同的五补：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的观点。以辛为例，辛味原本入肺，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补肝(以下均仿此)。张以正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谓补，实际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后世称他为攻下派。2、他在《补论》中，更是高论迭出：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的补之，是则补之义也。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那么，具体如何补呢？他是这样阐述的：是热证，就用芒硝大黄一类的寒药，为了损阳而补阴；是寒证，就用干姜附子一类的热药，为了损阴而补阳。他的结论语出惊人：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这正是张从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处。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方解药文化之三昧。(四)用药讲中和。中和是儒家的哲学，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说文》云：事之调适者谓之和。中和，用于药理之中，含义有三层：一是调和，以不同的因素适度配合，使之比例恰当，如厨师之烹调羹汤，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谐、均衡、统一的状态。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是说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目附和。可见，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我们的古代医药家们就是这样的君子!杨伯峻在《论语注释》中形象地解释和：和，如五味之调合，八音之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君臣佐使之中，还有一个最佳组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麻黄汤中的几味药能达到最佳的辛温解表之效，而麻黄与细辛、羌活等辛温解表药物相配，却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原因。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还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晏子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何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意思是：君臣也是这样，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其否成全可，反之亦然。方药中的君臣，也是这样的道理。从麻杏石甘汤，是治疗邪热壅肺的名方，用麻黄为君药，宣肺平喘，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为臣药，石膏既可清宣肺热，又可制约麻黄温性，使其去性存用，两者相配，肺郁解，肺热清，咳喘平，疗效可靠，深得配伍变通之妙，此可谓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之范例。我想，中药方剂之所以有数千年的生命力，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其二、其三、其四及其五的内容，在世界药学理论和文化中，都是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融汇了我们祖先在药学上的唯物辩证的睿智，而且形成了中药方剂必须遵循的圭臬，还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其六，用药有兵法

　　古人说：用药如用兵，任医如任将。用兵用兵法上的战略和战术，而用药也是如此，不但要熟知药性，更要切中病机，有的放矢，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若说用药如用兵，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比拟中的联系：药有性属类别，兵有种类装备；药有轻用重用，兵有辅攻主攻；药有缓急攻补，兵有虚实强弱；药有配伍精良，兵有出奇制胜清代名医徐大椿，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深谙兵法，舞刀夺槊、勾卒嬴越(布阵指挥作战)之法，靡不宣(广泛)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曾专著《用药如用兵论》，以讲述其中的道理。他十分形象而透辟地论述道：对于循着六经传变的病邪，要预先占据它尚未侵袭的部位，就好比切断敌军的必经之路一样；对来势凶猛的病邪，要赶快守护那尚未致病的部位，就好比守卫我方险要的疆土一样；对挟带积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积食，就好比敌方的辎车粮食已经烧毁一样；对新旧病的并发症，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就好比切断敌方的内应一样此外，还说到用药要辨明经络，好比派出侦察部队；依据病的寒热有反治之法，好比实施分化离间的策略病势正在发展，就不宜在病邪猖獗时攻治，应坚守正气，好比使敌军疲惫；病势衰退，就一定要穷追病邪退去之处，再增加精锐药物，这好比摧毁敌人的巢穴。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不一一例举。总之它充分启迪我们，在用药、用兵之间，去深入探讨其中的道理，决不是故意耸人听闻。徐大椿最后总结道：《孙子兵法》一书，治病的方法完全包括在里面了。多么催人深思

　　其七，中药理念

　　说到中药理念，似乎没有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在许多普通人、乃至专业人士中，仍对此存在模糊的认识。这里仅就一个热门话题天然药物等于中药吗谈谈看法。前些年当世界兴起天然药物热的时候，我们自己业内的人也主张用天然药物来取代中药，并说这是与世界接轨，是让西方人接受中药的一个重要举措。此举曾在药界掀起了不小的浪潮，一直延续至今。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天然药物的提出和兴起，是西方医药界针对西方人惧怕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转向自然界寻找新的药物途径，通过研究，从某些含有特殊药用成分的动植物身上，运用科技提取一种或(几种)药用成分，制成药物，用于临床，这无疑是当代制药学的一个新的领域、一种新的发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竟以接受新事物为幌子，一下子就联系上中药了，认为中药汤剂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草根树皮黑汤，既不卫生，又难喝，还说不清它的成分，实在可怕；中药丸剂西方人说它是一团黑乎乎的药丸，难以接受。于是就下了这样的结论：中药落后，成分讲不清，应该赶紧改成天然药物，否则就会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没有前途。难道中药真的面临绝境，惨到要改名换姓才能生存的地步吗？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天然药物不等同于中药，务请诸君保持清醒头脑。对于天然药物的概念与内涵，上文已做简述；而中药的概念与内涵，与之决不相同。尽管中药材大都取自自然界，有些也可以直接药用，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我们称之为中药的，也不是可以笼统而言的，首先，是指经过炮制的各类饮片。炮制的作用，除了清除杂质，便于制剂和服用外，更重要的是消除或减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改变药物的性能，加强疗效。以地黄为例，生地黄清热凉血，经用酒蒸晒成熟地黄之后，就具有温性而滋肾补血的功效。炮制总分为水制、火制、水火合制等。水制有洗、漂、泡、渍、水飞等；火制有煅、炮、煨、炒、烘、焙、炙等；水火合制有蒸、煮、淬等。而每一种方法中又细含若干种具体方法，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而这些炮制方法，现在已成为我们国宝级的机密。其次，中药是指按照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与法则配比而成的方剂药物，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杂合物，然后根据需要，或汤、或丸、或散、或膏由此可见，中药与天然药物，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可相互取代。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药，有什么必要因天然药物的兴起，就乱了阵营，自动退避，主动靠拢，甚至要宣告投降呢？中药，就是中华民族的药，只有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它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正治反治等一系列独特法则与文化内涵，是不可轻意弃置，更不可随意取代的。不能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黑汤、一团黑黑的药丸，我们就自觉中药落后，没了底气。如果放弃了汤药，中医的特色(辨证论治)也就失去了光彩，后果严重。 现在有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无疑都是高深的科学门类。由此我联想到了一锅汤药、一团药丸，目前对它们经过配比后的药物成分暂时说不清，那么，何不将它称之为模糊药学呢？由此我又联想到世界无论是自然界或是科学界不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模糊难题在困惑着人类，等待我们去考察、研究、揭秘吗？对宇宙，我们知道了多少，又有多少模糊未知的，但是，我们不是有综合宇宙学吗？对人类居住的地球，我们依然存在许多模糊与未知，不是有综合地球学吗？就说对人体自身，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模糊与未知，人类基因图谱的问世，无疑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而综合性的人体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有待探索的课题。人类不会因为对某种自然现象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人类不会因为对金字塔等许多古代建筑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们；人类更不会对自身的器官、组织、功能模糊不解，而去责怪它们同理，人类暂时对一锅药汤、一个药丸的成分处于模糊之中，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何况它们已存在了几千年，救治和保养的人数以亿计，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中药的科学性与实效性。我不相信把这些道理告诉西方人，他们还要跟中药较劲 !要让世人都知道中药的内涵、中药的文化，其底蕴是何其丰富!我们的任务，在把中药推向世界的同时，要加大药文化宣传的力度。我主张中药与天然药物应该相互并存、相互借鉴、友善共存、各谋发展。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如此之多，不可能容不下这两种事物同生共存。它们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完全不必合二为一。是金子总在闪光。西方人不是照样吃上了中国的煎饼、油条、豆汁和菜肴吗？照样唱上了中国的歌曲、京剧，说上了中国的相声，穿上了中国的旗袍、布鞋吗？如果真有需要，外国人照样会喝中药汤、吃中药丸的。

　　中药的配伍

　　配伍是指有目的地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有选择地将两味以上药物配合同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常表现为虚实并见、寒热错杂、数病相兼，故单用一药是难以兼顾各方的。所以临床往往需要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药物。药物配合使用，药与药之间会发生某些相互作用，如有的能增强或降低原有药效，有的能抑制或消除毒副作用，有的则能产生或增强毒副反应。因此，在使用两味以上药物时，必须有所选择，这就提出了药物配伍关系问题。前人把单味药的应用同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称为药物为七情，七情之中，除单行者外，其余六个方面都是讲配伍关系。现分述如下： (一)单行：即不需配伍，单用一味药即可治愈疾病，称为单行。如清金散就是单用一味黄芩，治肺热咳血的病证。(二)相须：即将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以增强原有疗效。如石膏与知母配合，能明显增强清热泻火的治疗效果；大黄与芒硝配合，能明显增强攻下泻热的治疗效果；全蝎、蜈蚣同用，能明显增强止痉定搐的作用。(三)相使：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或性能功效虽然不相同，但是治疗目的一致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以一种药为主，加一种药为辅，能提高主药疗效。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配合时，茯苓能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治疗效果。(四)相畏：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如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所以说生半夏和生南星畏生姜。(五)相杀：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如生姜能减轻或消除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或副作用，所以说生姜杀生半夏和生南星。由此可知，相畏、相杀实际上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是药物间相互对待而言的。(六)相恶：即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如人参恶莱菔子，因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七)相反：即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若干药物。上述除单行外的六个方面，其变化关系可以概括为四项，即在配伍应用的情况下：①有些药物因产生协同作用而增进疗效，是临床用药时要充分利用的；②有些药物可能互相拮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用药时应加以注意；③有些药物则由于相互作用，而能减轻或消除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在应用毒性药或烈性药时必须考虑选用；④一些药物因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属于配伍禁忌，原则上应避免配用。基于上述，可知从单味药到配伍应用，是通过很长的实践与认识过程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药物的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分量比例，制成适当剂型，即为方剂。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也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