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习惯-概述
中国影响力透过消费管道不断增强，纯粹从商业角度看，属于市场调节的结果，而背后诸多相关连动已不隐自现。
自古中国便是礼仪之邦，讲究仁爱德治，历史上盛传了无数诸如二十四孝、孔融让梨等美德典范的故事。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孟子提出君轻民重，要求一切人都要用仁爱之心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
清朝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帝国中心心态，遑论向国际接轨。之后在百年积贫积弱、落后挨打中，被迫转向西方寻找规则、学习惯例。这里面有屈辱、痛苦的集体记忆，因此，从民族情感上说，对于西方的游戏规则和由他们主导的国际惯例，中国人既有心向往之、修正自身不足的朝向目标，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甚至难免存有遭围堵迫害心理的潜在意识。毕竟，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自豪以及大国的认知，都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纠结于极为复杂的心理状态。
中国式习惯-形成
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与外界拉锯的利益对比取决于各自实力和互相需要的程度。比如吸引投资，在发展之初，中国基于渴望的需求，任何资本、任何产业、任何外商，都会受到隆重接待，随着场景改观、自身的实力增强，很自然地过渡到精挑细选、有效规划、挑肥拣瘦。
同样，在与西方周旋的过程中，中国尝到过苦头，也收获果实，与外界接触交往，也不断提升境界的宽阔与视野的增广。但强烈的民族情感会带来高度的民族自尊，有时却也来不及分辨自尊里混杂的自卑、骄傲与自我认知。
中国式习惯-要坚持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应对得当，一些行业虽受影响，但整体可谓全身而退，不像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狼狈不堪。加上整体国力、经济总量、社会水准、消费实力的持续攀升，国民自信心高度增强，亦是自然而然。
中国对外的政治、经济、社会交往，原则部分的坚持寸步不让、有理有据，这是国际往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这种坚持有时则是基于一种弱者自我保护的心态，避免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因此带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豪。站在历史的角度，人们会对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欣慰，历史的传统重新焕发青春，千年古国重新捡拾自信，必然也会带来世事沧桑，外界需要重新适应正在不断改观的格局。
中国式习惯-需改变
中国的崛起、复兴，投射的是千年光荣的梦想，但是一些恶习或是落后之处，却同样可能因为崛起而被山峰掩藏。不过，实力增强后随之而来的某些坚持，却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偏执甚至是恶习。凑热闹、人情往来和好面子成了中国人的一大鲜明特色。
久而久之，这些恶习成为习惯，甚至被自得地认为行之有效，尤其是在商业经贸领域。这种坚持无声地流露出强者的傲慢与粗俗，往往是张扬地肆意喧嚣，而不是内敛地展示气质，讽刺的是，相当一部分人还很享受这种傲慢。
中国式习惯-负面影响
中国式习惯的内容很丰富，现在我们仅挑三种予以简要的分析。一是媚上的习惯。由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就必然要求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媚上的习惯。在历史上这种习惯的集中体现是崇尚皇权，农民起义推翻了皇帝，农民便自己做起皇帝来，或者随便拉来一个什么人当作皇帝来拜，甚至共和国的人民领袖也被可爱的人民牵强附会地说成是天命所归。总之，中国老百姓过不惯没有皇帝的日子。皇权统治的宝塔形结构，是中国人的媚上习惯形成和发展的制度基础，而权力对资源的支配，是媚上习惯赖以生根的经济根源，缺乏法制约束，有权就是理，则是媚上习惯形成的社会基础。媚上就是中国人用牺牲人格的尊严和个性的发展来换取生存的可能，这种做法通过世代相传也就形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对现代中国人的影响仍然是很深刻的。如果是下级，他就习惯于揣摩领导的心思，尽量投其所好，形成一种裙带关系。如果是上级，他就习惯于发号司令，希望下属惟命是从。如果是一位学者，他就盼望自己的思想能独统天下，而不过问其正确与否。在改革开放中，人们不太愿意找市场，仍习惯于找政府，于是乎政府机构越找越多，机关也越来越大。
二是贴政治标签的习惯。这种习惯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文革形成的。政治标签种类众多，任何人和事都可找到相对应的政治标签，并且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标签的内容也要进行自发的更新。如文革中有造反派与保皇派，现在就有改革派与保守派，虽然具体内容变了，但贴政治标签的方式并没有变。贴政治标签这种习惯的特点是碰到任何人和事，首先就把它分分类，看它适应贴何种政治标签。例如文革中碰到一个大学教师，这是五谷不分者；文革后碰到一个文革其间毕业的大学生，贴张白卷书生，有一位学者是１９６７年毕业的高中生后来又推荐上了大学，有一次他向人介绍自己文革期间毕业于某学校，众皆鄙视之，此后他就只讲自己属于老三届，众人才贴给有水平的标签。贴政治标签这种习惯之所以如此有市场，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接受过严格的贴标签的业务训练，这种通过长期严格训练形成的习惯也就难以丢掉了。但我偶尔发现一些年龄不大的人也会贴政治标签，这种习惯能在年轻人中有市场，这可能主要是这种方法最省事，不要调查，无须思索，标签是现成的，不必像创新那样劳禅费力。
三是送礼的习惯。送礼的习惯源远流长，可以罕称中国的国粹。凡交往，必礼之，小到娃娃的生日，大到个人的仕途，单位的前景，都玩弄于送礼的习惯之中。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送礼的习惯又有所创新，公开的行贿受贿，还是见不得阳光的，但用礼盒一包装，便光明正大起来了。当然，最有特色的还是以组织的名义送礼，每到年底或其他什么节日，单位几个领导碰碰头，然后冠冕堂皇的去送。这可是名利双收的差事，上级满意，群众高兴，因为是在为单位争资源。这是大小头头串通一气共同掏国库的办法，到了这一步，送礼这种习惯也可说达到了它的最高境界。
仅从以上几类我们就可大致窥视到了中国式习惯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简陋地归纳为以下几点：
１、导致资源的非生产性使用，直接降低经济效率。在计划经济时期，一个单位的优秀人才往往不是配置于物质生产领域，而是用于生产政治产品和政治标签，有文化的年轻人不是热心钻研专业技术，而是热衷于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单位的领导者甚至整个领导班子有的并不是脚踏实地的练内功，不善于科学决策，而是用脚领导，习惯于找关系，长期围着机关转，致使企业破产，单位问题成堆，群众怨声载道。一些在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工作的年轻人有的对专业技术是一知半解，但对裙带关系请客送礼则颇为内行，而单位一旦破产，这些人对新的环境则无所适从。
２、强化分配不公，诱发社会危机。超过正常的人情往来，作为行贿工具的送礼本身就有很强的再分配功能，它使社会资源加速向少数人集中，扭曲社会的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如果一个地方的奢侈性消费与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的人共存一体，这会成为诱发社会危机的直接原因。
３、加大市场机制和法律调节的成本。中国式习惯在调节功能上与市场机制和法律总是反其道而行之，它的负面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市场机制和法律调节的作用，在传统的人际关系和习俗面前我们一些好的法律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执法者不认真执法，公民不认真循法已成了一大公害。
４、社会的创新意识丧失。由于中国式习惯的束缚，无论什么事人们的思维方式一般是三步骤：上级怎么说，纸上如何写，惯例如何做，究竟应如何决策一般都懒得动脑。１９８０年夏季，笔者曾经参加全县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讨论，我所在的小组讨论时九成以上的党员干部表示反对，因为这种做法不符合以前的惯例。还有一例，１９９６年，我到某县进行社会调查，当时该县的个体经济发展得很不错，且政策到位，但据说有一位参观者后来到省里去问，这个政策为什么只给这个县却不给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很有代表性，有不少地方的领导者就是因为在改革中缺乏创新意识，习惯性地等政策，因而丧失了改革的良好时机。
中国式习惯-外媒评论
2010年2月7日，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和家人在东海岸的一家酒店中餐馆吃饭，餐厅装修典雅、屏风相隔，极富中式风情。在靠近包间的展示柜上，不同隔层摆放着茅台、五粮液等不同品牌的中国名酒。这是在新加坡本地餐馆不太常见的景象，喻示着一些餐饮习惯的逐渐改变和新兴市场的形成。
《新汇点》曾在2009年年底报道本地市场的中国酒已经从10多年前的没落走向复兴。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新移民的到来，中国特色餐馆林立，白酒需求量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商贸往来增加，中国客户来拜访时，本地商家也会购买白酒款待对方。现在，五星级酒店如香格里拉酒店，还有翡翠、御宝、国际海鲜、珍宝海鲜等著名中餐馆，都常常订购中国白酒。
需要跟中国政府部门、商业企业打交道的外国人，如果不是呼风唤雨的大牌人物，能够让人家随你起舞，就会越来越发现所谓的国际习惯到了中国并不那么管用，很多时候常常不得不改变自己以适应对方，即便是难以忍受的习惯和规则，否则，对方祭出另外的选项让你出局也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