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一词的意思之一，是指帝王所处的都城。《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是劝西周厉王放松一点对人民的压榨，先从爱惜京都的人民做起，进而安抚四方之民。这里，中国指京都，四方指京都外的诸夏。中国的另一古义是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即远古华夏族所居住的地方。地处南方长江流域的楚国人称周、鲁、齐、晋等国所处的黄河流域为中国。这一含义的中国与中原的词义相同。
后来，随着疆域的扩大，中国所包括的范围也扩大了。在今天，中国已是专有名词，与古义的中国大不相同了。
远在 3000年前，中国西周三代开国君主曾经三异国都。最初周文王在未得天下时，将周民族的政治中心确定在丰（今陕西西部的歧山附近），武王灭商后便将国都向东迁移到镐京（今天西安附近）。成王即位后又派周公在今天洛阳以西5里处建立洛邑，史称东都。当时建立洛邑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洛阳居天地正中。中国这个名称就反映了天地正中的意识。周成王在位时采纳了周公提出的建藩屏周方略，大肆分封诸侯（所谓藩国），让它们承担保卫京畿的任务。于是形成了以四夷为外环，四方诸侯为内环，周室王畿为'中国'的政治格局，这就是中国一名的来历。如今在德语中，除用China一词称呼中国外，有时还用Mitten Land一词，即中央之国。应该说这个词与中国的本义完全一致。在这个背景下，殷商时期流行的天下四方观念变成了五方观念，这第五方就是中央，而四方则成为具有边缘含义的四维。春秋时期成文的《诗经》就有四方为纲、四方为则的说法。连中国传统的四大名山--东岳泰山、南岳霍山（今安徽天柱山，后改为湖南衡山）、西岳华山和北岳恒山--也被称为四垣，就像一间屋子的四壁。天子定期到四岳巡狩，一来是为了祭告天地，二来为了视察四方诸侯的工作。
中国一词的含义
翁独健先生认为：中国一词，从《诗经》上就可以找到，不过古代'中国夕之称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或者是一种褒称。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原王朝，而且也包括中原王朝以外的少数民族政权。
张珑如先生认为：关于'中国'的概念，历史上是某一个地域名称，不是国称，作为国家的概念，是近代的事。以往有些学者，把它认为国称，或囿于《禹贡》九州之说，把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的疆域〔，这〕是不对的。
半一之先生认为：中国之称在历史上是个地区的称呼，而且是有变化和发展的。先秦时，指处于众多国家的中央地区的国家，而把四邻称做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当时，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且它的领域也不是当时的国家领域。与'中国'同时使用的名称还有四海'，天下'。
杜荣坤先生认为：'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尚书》。据史籍记载和近人研究，初含有'京师'，'帝都'，'国中'，'王a'等意。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一词包含的范围逐渐扩大，成为地域的名称。古代华夏族最初于中原建立国家，为有别于四方蛮夷戎狄，自称'中国'，即'中央之国'的含意。秦统一六国，华夏族与四周所谓戎狄蛮夷诸族逐渐融合，形成以华夏族(汉代以后渐称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集权国家，'中国'一词泛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辖的地区杜先生又说：历史上'中国'一词是地域或文化类型及政治地位的区分，而不是整个历史疆域和政治管辖范围的概念，国家政权的正式名称。
陈连开先生认为：中国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含义不止一端，大体是殷周指天子所居王城；到春秋战国指中原诸侯国和实行华夏文化礼仪的诸侯国，既是地域概念，又是文化概念。到秦汉以后，往往指王朝直接管辖区，而以王朝的边疆为裔'。
以上各位学者的见解代表了学术界的基本看法，其中的诸多见解，如不能以现代国家概念去衡量当时的中国；中国既是地域概念，又是文化概念；中国一词包含的范围不断变化等，都是十分正确的，但有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似有商榷余地，这就是：中国之中字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 田继周先生称：在先秦时代，中国是指处于当时我国众多国家的中部地区的国家。比如商王国因居于众国之中部，而称中国。举一之先生意见同于田先生。笔者对此种说法一直持置疑态度。因为除濒海的邦国之外，任何一个邦国四周都有其他邦国存在，因而所有这些邦国都是居于众国之中部，不独商王国。杜荣坤先生认为古人自称中国，即'中央之国'的含意，所引用的史料见《韩非子 初见秦》。考《韩非子》原文：赵氏，中央之国也。其旧注称：赵居邯郸，燕之南，魏之北，韩之东，故曰'中央'。这显然是讲赵国居列国中央，跟中国是不是中央之国无关；魏国的位置更是居于列国中央，但文中却未称其为中央之国。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殷商的名称。《尔雅 释言》云：殷，齐，中也。《尔雅》疏释曰：殷，齐皆谓正中也。系强调自己在天下万国之中的中心地位而言。《诗 商颂 殷武》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之句，毛诗注称：商邑，京师也。(郑玄)笺云：极，中也。商邑之礼俗翼翼然可则效，乃四方之中正也。《易 坤》有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的说法，《疏》释为：以黄居中，兼四方之色居中得正，是正位也。《礼记 中庸》有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韩非子 扬权》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天子居中得正，允执其中，天子所居之处非中而何 前述五服，九服，均以天子所居为中心，由内向外层层构建藩卫之国。故中国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
春秋三世说中的天下与中国
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礼记 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显，此时的中国一词，是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的。如果说《礼记》的成书时间较靠后，则《左传 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的说法，足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那么中国指谁呢 《公羊传 禧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卫等国，被称作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到这里，就不能不言及《公羊》学派的春秋三世说。《公羊传 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易为以外内之词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东汉经学大师何休进一步发挥公羊学派的说法，将《春秋》所记242年的历史，理想化地分为三个阶段，即：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和所见之世。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虽然那242年历史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理想化，但我们必须承认此种理念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做出了某些正确认识和预见。夏、商时期，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时期；而集华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的形成，是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观夏、商、周、春秋，各邦国不断分化，有的进人华夏集团，有的进人蛮、夷、戎、狄集团，像祀国这样的国家，一度摇摆于夷夏之间，最后终于摆进了华夏集团，成了诸夏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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